為戰犯岡村寧次辯護，民國名律師江一平，晚年家破人亡無人管

有些選擇，一旦踏出第一步，就再也回不了頭。歷史上總有這樣的人，曾站在正義的高峰，卻在某個岔路口，被名利或權力裹挾，一步步走向了萬人唾棄的深淵。江一平的一生，就是這樣一場從巔峰到谷底的墜落，而轉折點，僅僅是一場為戰犯辯護的庭審。

江一平不是一開始就糊涂的。他1898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父親江子誠是當地有名的律師，從小就教他“法律不是光掙錢的工具，更得講個公道”。年輕時的他，確實把這句話刻進了骨子里。1925年五卅運動，洋人巡捕開槍打死打傷不少學生工人，還抓了一大批人，沒人敢跟租界的洋人叫板，江一平站了出來，免費為被捕學生辯護。法庭上他對著一群洋人法官據理力爭，硬是讓不少學生平安出獄，“正義律師”的名聲就此在上海灘傳開。后來“七君子事件”，他又擔任沙千里的首席辯護律師，為這些愛國人士奔走；汪偽政府請他做司法部長，許他高官厚祿，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連夜帶著家人逃離上海，先去香港再輾轉到重慶避禍，那時候的他，是蔣介石都要夸贊的“愛國者楷模”。

憑借這些聲望，江一平的路越走越順。他娶了上海資本家虞洽卿的女兒虞澹涵——這位妻子還是“中國女子書畫會”主任，曾有過一段婚姻，江一平是她的第二任丈夫。有了岳父的提攜，加上自己的才華，江一平很快就成了上海灘的“頭牌律師”。復旦校董、東吳大學教授、上海律師公會常委，各種頭銜加身，他還拿到了復旦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在政界商界法律界都有深厚的人脈，日子過得風生水起。可誰也沒想到，抗戰勝利后，一場突如其來的任命，讓他徹底偏離了曾經的軌道。

1945年日本投降，岡村寧次作為侵華日軍總司令，手上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他1915年第一次來華，后來長期從事諜報工作，1932年指揮“一·二八事變”，1941年接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后，把多田駿提出的“三光政策”推向頂峰——燒光、殺光、搶光，僅1941到1942兩年間，日軍在華北發動的千人以上掃蕩就達174次，冀中一次掃蕩就捕殺群眾5萬余人，累計造成數百萬平民死亡、200余萬間房屋燒毀。中共早就把他列為頭號戰犯，全國人民都等著看他被送上絞刑架。可蔣介石有自己的算盤，內戰即將爆發，他想利用岡村寧次的軍事經驗對付共產黨，還想拉攏在華的日軍勢力，于是偷偷把岡村寧次軟禁在南京，名義上是看管，實則當成了秘密軍事顧問，甚至提前讓典獄長安撫岡村寧次“審判只是走個形式”。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三次要求引渡岡村寧次受審，都被蔣介石以“身患肺結核”為由拒絕。可國內輿論壓力越來越大，其他戰犯陸續被判刑，谷壽夫、田中久一都被判了死刑，再不做個樣子，實在說不過去。蔣介石需要一個有分量的律師，把岡村寧次“洗白”，思來想去，就想到了江一平——既有名氣又懂法律，還對國民政府忠心。

接到命令時，江一平猶豫過。他知道岡村寧次的罪行，也清楚為這樣的戰犯辯護意味著什么。可那時候岳父已經去世，他需要新的靠山，加上國民黨高層還以家人安全相脅迫，多重誘惑與壓力下，江一平還是答應了。父親江子誠死活不同意，家里吵得天翻地覆，老爺子氣得臥床不起，在報紙上公開要跟他斷絕關系，罵他“忘了祖宗”。

1948年8月23日，上海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審理岡村寧次案，法庭內外擠滿了人，大家都等著看正義的審判。可檢察官卻避重就輕，只羅列了岡村寧次1945年的一些輕微罪行，面對法官質問，岡村寧次只反復說“不知道”“那時我不在”，把罪行推得一干二凈。輪到江一平辯護時，他拋出了早已準備好的“理由”：說岡村寧次“約束軍紀有功”，還“發放棉布救濟百姓”，說所有暴行都是下級軍官擅自所為，甚至聲稱岡村寧次對“戰后重建有貢獻”。這些顛倒黑白的話，引得法庭內外噓聲一片、怒罵聲不斷，庭長石美瑜只能倉促宣布休庭，擇期再審。

六個月后，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庭審開庭，這次不再公開廣播，旁聽席只安排了二十多個內部人員。江一平知道輿論怒火難平，沒敢到場，另一位律師楊鵬也缺席了。石美瑜早就接到了蓋著國防部長徐永昌大印的判決書，上面赫然寫著“無罪”，他無奈地召集另外四位法官，嘆著氣說：“這起案件高層已經表態了，我們只是演員，大家簽字吧。”最終石美瑜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由其他三位法官勉強簽署，當庭宣布岡村寧次“證據不足，予以釋放”。

消息一出，全國不少城市爆發了抗議，人們砸了江一平的家，窗戶玻璃碎了一地，墻上涂滿了“漢奸”“賣國賊”的標語。他的父親氣得中風，臨終前轉過頭，再也不肯看他一眼，只留下一句“我沒有你這個兒子”。妻子虞澹涵也兌現了離婚的承諾，收拾行李帶著孩子離開后，就再也沒有音訊。

緊接著，復旦大學、東吳大學解除了他的職務，上海律師協會注銷了他的會員資格，立法院也罷免了他的立法委員職務。曾經圍著他轉的達官顯貴，一夜之間都不見了蹤影。1949年1月30日，湯恩伯不顧代總統李宗仁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的命令，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偷偷把岡村寧次送上美國輪船“維克斯”號，和290名日本戰犯一起返回日本。而江一平在上海解放前夕，跟著國民黨逃到了臺灣，本想重新開始，卻發現這里同樣容不下他。

在臺灣，沒人愿意請他當律師，“為戰犯辯護的漢奸”這個標簽，這輩子都撕不掉了。他租住在臺北一間破舊的公寓里，靠變賣以前的藏書和字畫糊口。鄰居們知道他的過去后，都繞著他走，孩子們見了他就喊“漢奸”。1961年，岡村寧次以私人身份訪問臺灣，特意去探望了江一平，這場“戰犯與辯友的團聚”被媒體報道后，又讓江一平遭到了一輪輿論唾罵，有人甚至跑到他家門口潑臟水。而岡村寧次回到日本后過得風生水起，晚年編寫《華北治安戰》時，自己承認“在華北期間我們的軍隊軍紀十分惡劣，殺人放火的事情時有發生”，卻始終沒受到應有的懲罰，1966年在東京病逝時，日本政府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反觀江一平，只能在臺北的破屋里，喝著廉價米酒度日。

1971年10月15日，房東發現江一平死在了出租屋里，享年73歲。他蜷縮在床上，身邊沒有親人陪伴，只有一些變賣剩下的舊物。最后，只有一個多年前的舊友幫他料理了后事，沒有葬禮，沒有悼詞，連一塊像樣的墓碑都沒有，家族在上海預留的墓地里，碑上只敢寫“江氏之墓”。

有人說江一平是身不由己，是被蔣介石脅迫；也有人說，再難的選擇，也不該背棄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他曾經用法律捍衛正義，后來卻用法律為戰犯洗白，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你覺得，江一平的結局，是時代的悲劇，還是他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