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與自我》這本書是對“敏感性”的辯證思考。本書作者斯文婭·弗拉斯珀勒,是德國哲學家、哲學博士,現任德國《哲學雜志》主編。作者沿著時間軸線,將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來自哲學界、社會學界、心理學界等不同領域數十位學者對于“敏感性”的不同觀點進行梳理,最后拋出了自己的核心觀點:敏感性并不等同于進步性,韌性也不是敏感性的敵人,而是敏感性的姐妹。尤其在后疫情時代,更需要辯證地看待敏感性與韌性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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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中假設了一場“尼采派”和“列維納斯派”的辯論。“尼采派”支持加強自我和韌性,“列維納斯派”則支持保護自我和敏感性。雙方辯論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不管是把韌性絕對化、還是將敏感性絕對化,都是非常危險的。脆弱性是社會轉型的動力,那些過于強調韌性的人,容易忽視他人的痛苦,并鞏固著歧視性的社會結構。而把敏感性絕對化時,我們培養的是軟弱,而不是力量;我們宣揚的是脆弱者,而不是抵抗者;我們推崇的是自曝脆弱,而不是自我武裝;過度敏感也會導致被動性取代主動性。
書中也總結了數百年來關于“敏感性好壞之爭”的一些代表性觀點。
一、共情的局限性。共情并不是進步的同義詞,這種對文明進步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也蘊藏著倒退和破壞的潛力。不是所有能引起共情的東西都值得聲援和承認。共情的陰暗面體現在能夠釋放的暴力之中,在互聯網發達、自媒體無處不在的當下,共情的陰暗面也被前所未有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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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受害者?“創傷”這一概念正在被擴大到近乎沒有邊界,遭受“創傷”成了一種日常,而真正嚴重的創傷,正在被通貨膨脹地對“創傷”一詞的使用淡化。當下的各種現象都表明,人們的興趣焦點似乎越來越少地關注自身的心理韌性,而是越來越多地關注如何完全避免外部危險,而忽視了自身的韌性和主觀能動性。
第三,語言的敏感性。消除歧視性詞語使得相關群體喪失了自己的基本行動潛力。能指和所指并非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而正是在詞義的變遷中,蘊藏著解放和改變的潛能。
第四,敏感性社會。社會發展到今天,非凡的創造力、審美的差異化、敏銳的感受力逐漸成為核心價值,甚至是新興中產階級的基本范式。社會正變得日益敏感化和獨異化。也正因如此,瑜伽、冥想、養生等正躍升為治愈抑郁、重獲共鳴的方式。人們希望終究能再次感受到自己和世界,重拾對日常生活之美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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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交的規則化。包括社交距離在內,越來越多的社交被規則化。如果我們通過回避、忽視、保持沉默或干脆禁止來解決社交中的棘手問題,其實是扼殺了人際交往的活力,其風險是無法想象的。
除了以上列舉的五個代表性觀點之外,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學者對敏感性的討論主要集中于身體、心理、道德、審美這四個維度。身體敏感性使我們對疼痛和異物保持敏感,也使我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測量與他人的合理距離;心理敏感性產生于外部強迫向自我強迫轉化的歷史;道德敏感性一般來說指的是與他人共情的能力;審美敏感性則是對美和丑的敏感。但無論是從哪個維度探討敏感性,我們目前都在經歷著敏感性從一種建設性力量向一種破壞性力量的轉變。很多時候敏感不是連接我們,而是分裂我們。敏感性把社會分成了若干群體,在某些群體相互對抗的前線,雙方甚至都將敏感性作為一種武器來使用。
社會越來越平等是一種進步。但是,越來越高的敏感性也會不斷帶來新的不公正感。在作者看來,每個被廢除的結構都會產生新的結構,每個被廢除的敏感性都會產生新的敏感性。社會平等越是全方位地取得進步,微小的不平等就越令人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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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一方面,對現有不平等現象的敏感化,確實推動了文明的進步和爭取弱勢群體權利的斗爭。而另一方面,敏感性并不等同于進步性。相反,如果把敏感性美化和絕對化,則會帶來退步。
本書的最后,作者提出必須有針對性地加強韌性,這對于人們行使自主權至關重要。韌性不是敏感性的敵人,而是敏感性的姐妹。韌性和敏感性,二者需要攜手掌握未來。
敏感性是一把雙刃劍,這一見解為理解當下指明了道路,也是全書的關鍵。本書出版于疫情期間,更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用雙重視角看待社會敏感化進程,辯證地思考敏感性與韌性的關系,才是我們時代危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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