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傳成抗日殉國烈士，實際卻茍且偷生，最后還活埋了救命恩人

1951年冬天，山東臨沂戰犯管理所里的那個深夜，注定讓人脊背發涼。

病榻上，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死死拽著看守的手，渾濁的眼睛里全是恐懼，嘴里絮絮叨叨地求著一件事：“等我走了，千萬給馬奉莪多燒幾張紙，是我對不起他。”

這話要是傳出去，當時的滕縣老百姓估計能把下巴驚掉。

為什么？

因為躺在這兒等死的這個老頭叫周同，早在13年前，全國的報紙鋪天蓋地都說他“壯烈殉國”了，國民政府甚至還給他發了褒獎令。

一個被寫進教科書的“死人”怎么還活著？

更離譜的是，他口中那個覺得虧欠的馬奉莪，不僅是把他從死人堆里扒拉出來的救命恩人，最后卻被他親手推進坑里給活埋了。

活人給自己燒紙叫封建迷信，死人給活人燒紙，那叫心里有鬼。

這事兒還得往回倒騰，翻到1938年那個血腥的春天。

那時候日軍磯谷師團跟瘋狗一樣咬向滕縣，韓復榘為了保全實力，帶著大部隊撤了，滕縣徹底成了沒娘管的孩子。

那時候的周同，作為滕縣縣長，表現得確實像個爺們。

面對那些想把城門打開迎日本人的商會會長，他二話不說直接抓人；警察局里有人想當漢奸，他當場就給斃了。

他在誓師大會上吼得那叫一個震天響：“寧可站著死，不做漢奸跪著活！”

說實話，那會兒他是真想拼命的。

畢竟川軍師長王銘章就在城里，那是真豪杰，帶著川軍兄弟跟鬼子巷戰，血流得把路都染紅了。

可是吧，人性這東西，最經不起生死關頭的考驗。

1938年3月17日，城破了。

王銘章師長發完最后一封電報，帶著人沖出去肉搏，最后死在了街頭。

站在城墻上的周同，看著底下這一幕，腦子里的那根弦突然就崩了。

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但他又不想死，更不想背個“逃兵”的罵名。

于是，這位縣長大人上演了一出堪比奧斯卡影帝的大戲。

他抱著王師長的尸體號啕大哭，喊著“守土有責，以死殉國”，然后當著眾人的面，縱身一躍跳下了城墻。

這一跳，直接把他跳成了“民族英雄”。

當時各大報紙爭相報道，全國人民感動得稀里嘩啦，都說滕縣縣長氣節驚人。

但你要是把歷史的鏡頭拉近了仔細看，全是穿幫鏡頭。

那城墻底下，早就有人給他備好了繩索。

他壓根不是摔下去的，是順著繩子“滑”下去的。

當全國人民都在給他開追悼會的時候，這位“烈士”正躲在教堂的神父袍子底下瑟瑟發抖，后來又換了一身難民的破爛衣裳，混在逃難的人堆里溜之大吉。

他在后來的交代材料里說得挺直白，當時就是既怕死，又怕被人戳脊梁骨，索性就讓“英雄周同”死在報紙上，活著的自己先茍著。

如果故事到這兒就完了，周同充其量也就是個貪生怕死的投機分子，在那個亂世里也不算多稀奇。

壞就壞在，老天爺非要給他安排一場人性的修羅場。

逃亡路上，周同染了一身重病，發高燒快燒糊涂了，跟條野狗一樣倒在路邊等死。

這時候，救星來了。

救他的正是中共滕縣地下黨員馬奉莪。

馬奉莪這人實在，不嫌他臟臭，給他請大夫、抓藥，硬是把他從鬼門關給拽了回來。

后來知道他是那個傳說中的“抗日縣長”，馬奉莪更是把他當親大哥看，推心置腹地邀請他一起拉隊伍。

那陣子，周同可能真覺得自己能在這個亂世里重新活出個人樣來。

但是，到了1940年，風向變了。

蔣介石開始搞“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國民黨內部的摩擦越來越厲害。

周同這個“前國軍縣長”的身份立馬就尷尬了。

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說他“通共”。

這對于當時一心想回國軍體制內當官、重掌權力的周同來說，簡直就是催命符。

這時候的周同，面臨一個選擇：是繼續跟救命恩人一起打鬼子，還是拿恩人的人頭去換自己的前程？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為了向國民黨高層納那張血淋淋的“投名狀”，周同心里的惡魔徹底放出來了。

他把槍口對準了那個曾經在大雪天背著他求醫的馬奉莪。

1941年2月，天寒地凍。

在夏鎮官路口村，周同指使手下挖了一個大坑。

面對那個對自己毫無防備、甚至還把他當兄弟的恩人，周同連眼皮都沒眨一下。

他讓人把馬奉莪推進坑里，一鍬一鍬的黃土撒下去，活埋了這位年僅30歲的抗日英雄。

那一刻，周同不僅埋葬了恩人，也徹底埋葬了那個還剩一點點良知的自己，變成了一個只認權力的政治喪尸。

這波操作確實讓他回到了國民黨的懷抱，但他沒想到的是，報應來得雖然慢，但絕對不會缺席。

抗戰勝利后，周同因為那個“假殉國”的尷尬身份，再加上后來打仗屢戰屢敗，被國軍高層像扔破鞋一樣扔在一邊。

他只能躲在濟南，整天提心吊膽，生怕哪天被人認出來。

1948年濟南解放，解放軍在清查戰犯的時候，把這個躲藏多年的“活死人”給揪了出來。

按理說，像周同這種背負著馬奉莪等幾十名革命志士血債的人，槍斃十回都不過分。

當時的審訊人員恨得牙癢癢，恨不得當場就給他崩了。

但是，組織上在審理他的案子時，展現出了驚人的歷史唯物主義氣度。

辦案人員翻閱了大量檔案，發現雖然周同后期壞事做絕，但在滕縣保衛戰初期，他確實組織過民眾抗日，確實協助過王銘章師長，為臺兒莊大捷爭取過寶貴的時間。

功是功，過是過，一碼歸一碼。

最后，組織上決定不槍斃他，而是把他送進臨沂戰犯管理所進行思想改造。

這個決定，可能比一顆子彈更能擊穿周同的靈魂。

在管理所的那幾年，沒了權力的勾心斗角，也沒了生死的緊迫感，他終于有時間好好琢磨自己這荒誕的一生。

從熱血縣長到偽裝烈士，從被人救命到恩將仇報，他這輩子都在“演”，演給上級看，演給老百姓看，最后卻把自己的人性演砸了。

1951年，他在改造所病死。

那個曾經想用“假死”來博取生前名的人，最后在真死的時候，除了滿肚子的悔恨，啥也沒落下。

而那個被他埋在黃土下的馬奉莪，名字卻被刻在了烈士陵園的石碑上，干干凈凈，讓人敬仰。

這大概就是歷史給咱們最大的諷刺：時間不僅是歲月的殺豬刀，更是一面照妖鏡。

再完美的偽裝，再宏大的謊言，在時間的沖刷下都會露出原本的底色。

周同想兩頭下注，既要名又要利，既要命又要權，結果輸了個精光。

而像馬奉莪這樣的人，雖然生命定格在了30歲，但他的那份赤誠，讓他活得比那個茍且偷生到60多歲的周同，要長久得多，也真實得多。

那年他才30歲，留給歷史的，是一個永遠年輕且干凈的背影。

參考資料：

山東省檔案館館藏檔案，《關于戰犯周同的處理意見》，1950年。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