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主遺產”為何不可以延伸繼承人，“充公”的吃相太難看

前些日子聽聞一起繼承案件，心中久久不能平靜：某地一位老人孤獨離世，身后留下一處房產和些許積蓄。老人一生未婚，父母早亡，亦無兄弟姐妹。居委會幾經查找，未尋得任何法定繼承人，最終法院判決遺產收歸國有。這本是依法辦事的尋常案例，卻引來街坊鄰里的聲聲嘆息——老人并非沒有親人，遠方有堂侄輩時常探望，近處有多年幫扶的“干兒子”照料晚年。然而在法律冰冷的條文面前，這些活生生的人倫關系，竟成了“不存在”。

這絕非孤例，《財經》雜志最新報道，上海一位46歲女士“孤獨死”，遺產也被充公。當下“無主遺產收歸國有”的判決邏輯，折射出我國繼承制度中一種令人不安的傾向，以僵化的法條切割溫熱的血緣與情義，用權力的“收割”替代人倫的“延續”。這般“吃相”，不僅失卻法律應有的良善與溫度，更在無形中動搖著人們對親情與傳承的基本信念。

我國《民法典》繼承編劃定的繼承人范圍，以配偶、子女、父母為第一順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為第二順序，在此之外，再無“第三順序”，一旦前兩順序無人繼承，遺產便成“無主”，收歸國家或集體所有。

這一規定在邏輯上看似清晰，卻與社會生活的復雜脈絡嚴重脫節，中華文化中的親屬網絡，遠非兩代直系、旁系血親所能涵蓋。“五服”之內的血緣聯系，在民間認知中仍是至親；共同生活、守望相助所形成的“擬制親屬”關系，如義子、恩親、多年幫扶的鄰里后輩，其情感與道義紐帶，往往不亞于甚至強于疏遠的法定繼承人。

繼承制度若只承認狹義的“法內之親”，而無視廣泛存在的“法外之情”，便是以法律之名，行斬斷人倫之實，它傳遞出一個冰冷信號，未被法條記載的關系，便不被承認；未被格式化的親情，便不值一文。

《民法典》第十條確有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此條文為民間習慣進入司法實踐開了善意的口子。然而在無主遺產的處置中，這一精神卻罕見地被束之高閣。

我國數千年來形成的民間繼承習慣，蘊含著深厚的倫理智慧與社群自治邏輯，在無直系近親時，財產由關系最近的旁系血親繼承，或由盡了主要贍養、扶助義務的遠親、義親承繼，是許多地方慣常的做法。這種基于實際付出與情感親疏的分配，往往更符合社群正義觀，更能維系人際關系的穩定與良善。

法律本應謙抑，為這些活生生的習慣留出空間，使其能夠豐富和補充成文法的不足，而不是以“法律沒有規定”為由，一刀切地收歸公有。當國家權力以“法律規定”為名，徑直取走本可由民間習慣妥善安排的遺產時，其正當性難免受到質疑。

國家取得無主遺產，雖有充實國庫之用，但其象征意義遠大于經濟價值，在普通民眾看來，這極易被解讀為“與民爭利”，尤其當存在雖非法定但事實密切的親屬或扶養關系時，這種“充公”判決，傷害的不僅是潛在繼承人的感情，更是公眾對法律公平與良善的信任。它仿佛在說，法律不關心你與逝者真實的情感聯結，只關心如何高效地清理“無主物”。

法律，尤其是涉及人倫親情的繼承法，其目的不應止于定分止爭、清理產權，更應致力于維系社會紐帶、弘揚孝親敬老、鼓勵互助良俗。對于無遺囑逝者的遺產，司法實踐應展現更多的彈性與溫度。例如，可探索設立“遺產管理人”制度，在確認無法定繼承人后，允許經社群證明存在密切關系或盡到主要扶養義務的人提出申請，由法院綜合考量情感聯系、扶養事實、民間習慣等因素進行裁量。這雖會增加司法成本，卻能讓判決更貼近人心，彰顯法律保護善行、尊重人倫的深層價值。

歸根結底，對待“無主遺產”的態度，檢驗著法律是冰冷規則集合，還是充滿人文關懷的善治工具，當法律選擇無視綿延的親屬網絡與深厚的民間習慣，以簡單粗暴的“充公”了事時，其吃相確不雅觀，更與“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理想背道而馳。

是時候讓繼承法更多地低下頭，傾聽民間血脈與情義的脈動，讓每一個孤獨逝者的身后事，都能得到符合人情倫理的、有尊嚴的安置。這不僅是法律的進步，更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