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5年深秋，上海一家招待所里，幾個男人正圍著一部黑色電話機，緊張得連呼吸都快忘了。
電話接通了，那頭是北京的鄧稼先。
這邊的人握著聽筒，手心全是汗，嘴唇哆嗦半天，只擠出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我們要抓緊把‘被子’曬好，等‘客人’來了，好讓他們住得暖和。”
這句沒頭沒腦的暗語，讓電話那頭的鄧稼先瞬間破防，眼淚唰地就下來了。
外人聽著像是還要這安排食宿，其實只有核心圈子這幾個人懂——“被子”就是氫彈構型，“客人”就是理論驗證。
那個在電話里把這天大的喜訊傳回北京的人，正是后來隱姓埋名28年的“中國氫彈之父”——于敏。
說真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當年的那種壓迫感。
把時間撥回到1961年，那時候的日子是真的苦。
國際局勢黑云壓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手里握著核大棒，對著新中國那是各種核訛詐。
那種被人掐著脖子透不過氣的感覺，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憋著一肚子的火。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錢三強把34歲的于敏叫到了辦公室。
擺在于敏面前的，是一個這輩子最難的賭局。
當時的于敏已經是原子核理論研究的“當紅炸子雞”了，也就是現在的頂流。
只要他按部就班搞下去，拿諾貝爾獎那是早晚的事兒，名利雙收。
可是錢三強給他的另一條路卻是：轉行搞氫彈預研。
這不僅意味著要跨行，更意味著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
學術成果清零，名字變成絕密檔案里的一串代號，連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訴自己在干啥。
這哪是換工作啊，這分明是用自己的一生在做籌碼，去賭國運。
于敏沒咋猶豫，立馬就答應了。
他心里門兒清，落后就要挨打，咱們必須得有自個兒的“殺手锏”。
但這事兒吧，最對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他和妻子孫玉芹剛結婚沒多久。
說起來這倆人的緣分還挺逗，于敏本來是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三十好幾了還是光棍一條，家里急得不行。
后來還是姐姐牽線，讓他認識了在保育院工作的孫玉芹。
兩人一見面，你看我也順眼，我看你也喜歡，就這么成了。
可誰能想到，1961年的那個點頭，直接把孫玉芹的后半生給改寫了。
從那天起，于敏就跟變了個人似的。
整天神出鬼沒，有時候幾天不見人，有時候一消失就是好幾個月。
回到家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問他去哪了、干啥了，他嘴閉得比蚌殼還緊，只字不提。
孫玉芹是個聰明的女人，看著丈夫日益消瘦的臉和半夜緊鎖的眉頭，她猜到了，這肯定是在干關乎國家的大事。
于是，這個柔弱的女人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隊伍。
那時候物資匱乏，大家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
于敏工資雖然不算低，但他還得支援老家，手里剩不下幾個子兒。
孫玉芹就像個魔術師，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花，精打細算地維持著這個家的運轉。
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她一個人扛。
換煤氣罐、修水管、照顧孩子，她全都包圓了。
她這么拼命，就為了讓于敏難得回家的時候能吃上一口熱乎飯，不用為柴米油鹽操一點心。
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北戈壁，或者某些不知名的簡陋研究所里，于敏正帶著團隊玩命。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們中國人當時搞氫彈有多難。
那時候咱們手里有啥？
沒有超級計算機，就只有一臺每秒運算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還得優先給原子彈那邊用。
留給氫彈小組的時間，一周也就那么幾個小時。
剩下那海量的數據咋辦？
那就用最原始的辦法——算盤！
這畫面說出來都讓人不敢信：在一間破破爛爛的辦公室里，于敏帶著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守著幾張缺腿的桌子，人手一把算盤、一把計算尺。
那時候屋里全是“噼里啪啦”的算盤聲，日夜不休，聽著跟戰場上的沖鋒號似的。
他們就是用這種老掉牙的工具，去攻克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難題。
每一個數據都要經過成百上千次的推導，錯一個小數點，整個方向可能就全廢了。
這種高強度的腦力勞動，真是把人往死里逼，好幾個年輕人都累到吐血，但沒一個人退縮。
為啥？
因為西方國家那時候封鎖氫彈技術，嘲笑中國說：“給你們二十年也搞不出來！”
這口氣，中國人必須爭回來！
就在這種絕地求生的困境里，于敏靠著他那嚇人的物理直覺和深厚的理論功底，硬是在浩如煙海的亂碼里殺出了一條血路。
1965年在上海，他終于揪出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也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于敏構型”。
那通打給鄧稼先的“曬被子”電話，就是這場戰役的轉折點。
緊接著就是那場著名的“百日會戰”，所有人跟瘋了一樣，不眠不休地計算、驗證。
1967年6月17日，新疆羅布泊上空，一聲巨響把天都捅了個窟窿。
巨大的蘑菇云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從第一顆原子彈到第一顆氫彈，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
咱們看看別國用了多久：美國7年3個月，蘇聯4年，英國4年7個月，法國8年6個月。
這一聲巨響，直接把超級大國的核威懾給炸了個粉碎，中國人的腰桿子，這回是徹底挺直了。
舉國歡騰的時候，于敏家里卻靜悄悄的。
孫玉芹根本不知道，那個讓全世界都在顫抖的奇跡，就是她那個看起來普普通通、甚至有點窩囊的丈夫搞出來的。
因為保密紀律，于敏依然是那個“影子”，不能公開身份，不能接受采訪。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父親這個角色基本是缺席的。
家長會、運動會，從來沒見過爸爸的身影。
女兒后來回憶說，童年里的父親，感覺就是個符號。
晚年的于敏，只要一提起妻子，眼圈就紅。
他說這輩子最虧欠的就是孫玉芹。
要是沒有孫玉芹的隱忍和犧牲，哪有他于敏的心無旁騖？
那個年代的女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她或許早就猜到了丈夫是英雄，但她更明白，作為英雄的老婆，她得比英雄更堅強，更耐得住寂寞。
這世上哪有什么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罷了。
于敏和孫玉芹，就是那個年代無數科研家庭的縮影。
為了國家這個“大家”，他們毫不猶豫地舍棄了自己的“小家”，把感情、名利、幸福統統埋進了戈壁灘的黃沙里，鎖進了絕密的檔案柜中。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歲。
臨走的時候，距離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那個懂他、守了他一輩子的孫玉芹，也已經先走一步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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