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印度GDP是否會超越日本？

新年長假，我到富士山小住兩天，入住在河口湖的云之上富士酒店。從房間里可以看到雄大的富士山，白雪皚皚的山體，在清晨的霞光照耀下，還蕩漾著一抹艷麗。

望著窗外的富士山，我在思考“2026年問題”——印度的GDP是否會超越日本，讓日本淪為世界老五？

為什么會關注這一問題？

是因為最近，印度政府高調宣布，其GDP已經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四位。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則稍顯謹慎，認為這一逆轉將在2026年發生。無論如何，這個消息足以引起輿論的熱議。因為對于日本來說，在2010年，日本的GDP被中國超越，已經失去世界老二的經濟地位。2023年被德國超越。2026年，如果再被印度超越，那么，這個國家的自信心，必將受到再一次的打擊。

印度作為“金磚”新興大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勢頭強勁。根據IMF的最新推計，2025年印度的名義GDP將達到4.13萬億美元，略低于日本的4.28萬億美元。但到2026年，印度將以4.51萬億美元的規模，微弱超過日本的4.46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印度將取代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中國和德國的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更長遠來看，印度預計在2029年超越德國，實現莫迪總理提出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的目標。

為什么印度能實現這樣的高速增長？

關鍵在于其人口紅利和政策驅動。印度人口已超過14億，2023年正式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更重要的是，印度人口結構年輕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印度人口中四分之一以上是10至26歲的年輕人。這為勞動力市場注入了活力，推動了消費和投資的擴張。印度GDP的約60%來自個人消費，正是得益于這一龐大而年輕的消費群體。

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臺以來，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進一步放大這一優勢。比如，積極吸引外資、簡化稅制、改善營商環境。這些政策讓印度成為全球投資熱點，許多跨國企業將印度視為“下一個中國”。蘋果、特斯拉等巨頭紛紛在印度建廠，轉移供應鏈。印度經濟年均增長率保持在6%以上的高位。相比之下，日本經濟長期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低增長的困擾，GDP增速徘徊在1%至2%之間。印度這種“后發優勢”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如果我們僅看名義GDP的總量排名，就容易忽略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首先，名義GDP受匯率和物價波動影響較大，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個國家的真實經濟實力。以美元計價的GDP，會因盧比匯率的變動而扭曲。舉例來說，如果盧比貶值，印度GDP的美元價值就會縮水，反之則膨脹。這也是為什么印度政府和IMF的預測存在差異：印度政府在2025年底的報告中宣稱，其GDP已達4.18萬億美元，超過日本。但IMF堅持認為，逆轉可能發生在2026年。

更重要的是，印度官方數據的可靠性備受質疑。IMF長期以來就指出，印度政府在GDP統計方法上存在問題。印度經濟學家阿爾恩·庫馬爾更是直言不諱，他認為印度官方GDP增長率至少被高估了4%，實際增長可能只有2%至3%。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偏差？庫馬爾解釋道，印度經濟可以分為兩大部門：占勞動力6%的大企業“組織部門”和占94%的中小農家、小型企業“非組織部門”。前者數據易于收集，增長較快；后者數據采集困難，增長緩慢。但官方統計往往過度依賴組織部門的數據，導致整體GDP被高估。他甚至估計，印度真實GDP規?？赡苤挥?.5萬億美元左右，僅為世界第七位，勉強超過意大利。

這種統計疑慮不是空穴來風。印度在2015年修改了GDP計算基年和方法后，增長率突然“跳升”，引發國際社會的爭議。法國世界不平等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印度上層1%的富裕階層掌控了全國財富的約40%，而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遠未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這反映出印度經濟的“二元結構”：城市與農村、富裕與貧困的巨大鴻溝。印度特有的“種姓制度”在農村和落后地區根深蒂固，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

相比較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日本的經濟奇跡建立在高科技、精細管理和高效生產力的基礎上。盡管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短缺，日本的GDP總量仍穩居全球前列。更關鍵的是，日本在人均GDP上遙遙領先。根據IMF數據，2025年印度人均GDP僅為2820美元，而日本高達3.47萬美元，是印度的12倍以上。即使印度GDP總量超過日本，其人均水平也僅相當于日本的1/10。這意味著，日本國民的整體生活質量、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遠勝印度。

從生產力角度看，日本的優勢更為明顯。經濟學家門倉貴史等指出，印度超越日本的意義更多在于人口規模的“自然結果”，而非內在競爭力。日本企業如豐田、索尼、松下，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高端位置，憑借技術創新和品牌影響力維持高附加值。日本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效率極高，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數倍。即使印度成為第三大經濟體，其產業結構仍以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高端技術領域如半導體、汽車電子和精密儀器，日本仍是霸主。

再者，日本經濟雖增長緩慢，但穩定性強。日本政府債務高企，但得益于低利率和國內高儲蓄，日本從未出現債務危機，而且大學生與高中生的就業率均高達98%。相比之下，印度面臨通脹、失業和財政赤字的挑戰。印度政府數據顯示，數百萬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這反映出教育與就業的脫節。印度雖有龐大勞動力，但技能培訓不足，導致“人口紅利”難以轉化為“人才紅利”。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印度的高增長可能只是“紙面繁榮”。

長遠來看，印度超越日本如高山流水般自然流淌的必然，但這更多是規模效應而非質量躍升。

日本要保持世界前列的GDP增長率，不僅需要克服“少子老齡化”問題，更需要在半導體、數字化轉型、AI和汽車新能源等領域發力，并開展更多的國際合作，確保全球的技術領先。

日本國家的執政集團，已從安倍的“戰后出身的一代”，遞進到了“經歷過泡沫經濟崩潰的一代”。體驗過 “失去的30年”之苦的這一代政治家，目睹了日本被他國不斷超越之痛，當他們一旦掌握國家政權，就很容易將焦慮感轉化為 “振興日本”的決心與意志，并渴望在自己的手中，讓日本重回過去的輝煌。當國家的執政集團滿懷這一種決意，整個社會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右翼情緒，都會進入快車道，讓日本上下充滿冒險激進，甚至對抗的色彩。印度GDP超越日本，或許又會成為一道催化劑，這頗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