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馬克思沒有專門論述某種規范理論,但是從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我們可以重構出馬克思對規范的理解以及他所支持的價值規范。挖掘并完善這種規范理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開展資本主義批判。
原文 :《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仍然需要規范理論》
作者 |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愛民
圖片 |網絡
馬克思主義是否有規范理論以及是否需要,始終是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界共同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近年來,以萊特(Brian Leiter)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仍然無需規范理論的主張。萊特一方面強調,馬克思的著作中雖然存在零散的規范性判斷,如好壞、善惡之分,但是缺乏“通過系統性論證為其規范性立場提供正當性辯護”的規范理論體系。另一方面指出馬克思主義不需要規范理論,所需的僅僅是“革命的心理學”。他雖然承認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蘊含了某種規范理論,但是認為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及其實現的理解是成問題的,并且這些看法與馬克思成熟時期的生產關系決定道德的看法相矛盾。
馬克思主義不需要道德規范來為批判正名嗎
萊特的看法并非孤例,他的主張其實延續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科學主義解讀路徑。科學主義解讀路徑從恩格斯開始,經由考茨基到列寧,發展成了一條主流的解讀路徑。這條路徑的解讀者,傾向于從客觀的、科學的角度解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自我崩潰趨勢,因而馬克思主義不需要某種道德規范來為自己的批判正名。這條解讀路徑影響深遠,例如哈貝馬斯就曾明確指出,“馬克思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闡述的資本主義發展理論,是作為局部理論被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就連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進行人道主義解讀的學者,在面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時,都坦言馬克思放棄了利用道德規范去批判資本主義。例如凱因(Philip J. Kain)認為,馬克思那里有一種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道德義務論,但是在面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文本時,他不得不指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沒有為道德責任或道德義務留下任何空間。道德成為意識形態,并將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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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對規范性詞匯的使用是基于元規范理論
雖然科學主義的解讀支持了馬克思的某些主張,比如馬克思曾經明確反對從某種永恒的道德觀念出發批判資本主義,但是科學主義很難回應行動者層面的疑問:為什么發生矛盾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定要被社會主義制度取代?如果僅僅是經濟決定論的解釋,那么相應的回應就是:之所以選擇擁護社會主義,是因為這種新的制度設計能更充分發揮現有生產力的發展潛能,因而能更好地解決物質匱乏問題。這類回答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來說很難具有吸引力,因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問題不是生產力不夠發達和因此而引起的絕對貧困。此外,如果把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解為一種崩潰論主張,即資本利潤率逐步下降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因動力耗盡而崩潰,就會把主動的革命變成了被動的等待過程。如果馬克思是這一主張,就很難理解他為什么要構建關于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為什么要強調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因為面對必然發生之事,沒有必要批判與斗爭。
然而,不管是青年馬克思還是成熟時期的馬克思,都曾明確強調階級斗爭的重要性。就如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中強調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為了更公允地對待馬克思對革命實踐的重視,需要我們充分挖掘和闡明他的資本主義批判所蘊含的規范理論,不能簡單地從經濟決定論的角度理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道德評價性詞匯的使用,并非如萊特所說是零散的并缺乏為這種評價進行辯護的規范理論,相反,他對規范性詞匯的使用是基于自己獨特的元規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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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評價性詞匯的使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具體經驗材料的道德評價,這方面往往表達了馬克思本人的道德憤怒感,同時旨在動員讀者進行反抗,這方面的評價就如通常的道德指責一樣,往往外在于事情本身,對認清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本身并無實質幫助。第二,在敘述方法層面,馬克思也使用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等道德詞匯,對這些評價性詞匯的使用并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道德立場,而是試圖澄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某些道德原則是互為構成的關系。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商品交換領域促進了自由、平等價值觀念的發展,“在這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另一方面,“價值表現的秘密……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正是現實存在的這種互構關系,才使得理論家能夠認識資本主義價值生產的秘密。第三,在超越或者說批判資本主義價值規范方面,馬克思在揭露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以及描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時,都做出了價值評價,這些評價包括揭露和批判資本積累對生活形式的破壞,它們共同預設了對某種美好生活的向往。
重構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規范理論
結合馬克思在上述三個方面對價值規范的使用,可以重構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所包含的規范理論。
首先,在元理論層面,這種理論反對某種永恒的、脫離具體社會歷史的價值觀念。與簡單的經濟決定論相反,這種規范理論強調社會物質生產與價值觀念本身的互構關系。價值規范存在于社會中,特定的社會結構孕育特定的價值觀念,同時這種價值觀念反過來也能促成相應社會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由于堅持這種互構論,開展資本主義批判就不能簡單地訴諸某種超歷史的道德觀念,而是首先需要具體分析這種互構過程。
其次,分析的目的是要展示互構過程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并揭示這種矛盾如何在互構過程中得到激化進而使其不再可能。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以及對工人階級抗爭的描述,就是試圖展現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觀念與其現實制度之間的矛盾,進而在元理論層面指出現實的實踐批判的可能性與動力何在。因此,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并不直接針對某個特殊的人或者組織,而是針對社會結構與其蘊含的規范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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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是由于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存在,馬克思可以更深入地從歷史層面闡述資本原始積累對人們生活形式的破壞。盡管馬克思沒有正面勾勒一種美好生活的具體樣態,但就如洛曼(Georg Lohmann)在《冷漠與社會》一書中指出的,可以通過系統重構《資本論》第一卷關于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章節(第23章至25章),來澄清馬克思在此所預設的一些價值規范。這些規范構成了超越資本主義的價值風向標,利用這些規范可以在行動者層面回應為什么需要超越資本主義。
總之,雖然馬克思沒有專門論述某種規范理論,但是從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我們可以重構出馬克思對規范的理解以及他所支持的價值規范。挖掘并完善這種規范理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開展資本主義批判。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3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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