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春天,安徽百姓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個省委書記的到來,將如何改變他們和這片土地的命運。
萬里剛剛就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沒有選擇坐在辦公室里聽匯報,而是帶著幾個人輕車簡從,一頭扎進了大別山深處的金寨和鳳陽。他走的不是安排好的路線,看的是最真實的農村。正是這次走訪,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史詩的序幕。
在金寨縣燕子河山區,萬里推開一扇破舊的木門,眼前的一幕讓他愣住了:一位老婦人和一名少女蜷縮在草堆里,見他進來卻一動不動。
陪同的當地干部面露尷尬,低聲解釋:“她們沒穿褲子,這是這兒的習俗……”萬里臉色陡然沉下,盯著那位干部:“你家的女人也有這習俗嗎?”問得干部滿臉通紅,啞口無言。
走進另一戶人家,情景更讓人揪心:兩個孩子躲在一口大鐵鍋里,鍋底還留著余溫——不是煮飯,而是孩子冷得無處可去,只能縮在里面取暖。
“解放28年了,老區老百姓還衣不遮體,這是什么樣的社會主義!”萬里心痛如絞。這位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老革命,沒想到和平建設這么多年后,農民的日子竟還是這般光景。
回到合肥后,萬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相關部門立即調撥糧棉和救濟款,解決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讓百姓“有褲穿、有鍋巴吃”。
但他清楚,給錢給物只能救急,真正要改變的是農村的生產關系。當時“學大寨”運動仍在進行,“以糧為綱”的政策束縛著農民的手腳,自留地、家庭副業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
萬里決心打破這些框框。他主持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這就是后來著名的“省委六條”。文件大膽提出: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建立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尊重生產隊自主權;減輕社隊和社員負擔;落實按勞分配政策;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生產隊可以實行糧食分配“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這些條款今天看來平實無奇,在當時卻無異于一場思想地震。文件出臺后,有人叫好,也有人寫信告狀:“安徽省委的六條,是在搞資本主義!”
真理需要用實踐來檢驗。“省委六條”實施后,安徽農村悄然發生變化。
一些生產隊開始嘗試“包產到組”,有的地方甚至悄悄搞起了“包產到戶”。農民的積極性被釋放出來,種地不再是為了應付檢查,而是為了自家能有收成。
效果立竿見影。到1979年,安徽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長49%,農民人均收入從81元躍升到150元,幾乎翻了一番。江淮大地上流傳起一句話:“要吃米,找萬里。”
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按下紅手印,搞起了“大包干”。他們不知道,自己這個“冒險”舉動,會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重要標志。
當然,改革之路從不會一帆風順。萬里的做法引起了激烈爭論,甚至面臨政治風險。但他始終堅定:“我們共產黨人做事,要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良心。”
有人曾問萬里,為什么敢于率先突破政策限制。他回答:“我不過是把農民想干而不敢干的事,變成政策允許的事罷了。”
從解決“沒褲子穿”的民生之痛,到制定解放農村生產力的“省委六條”,萬里的安徽實踐揭示了一個樸素真理:任何改革都必須從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出發。當農民為溫飽發愁時,再宏偉的理論都顯得蒼白。
4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農村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依然振聾發聵。那條曾經沒能穿上的褲子,那個曾經用來取暖的鐵鍋,提醒著我們改革的初心——讓最普通的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永遠是衡量社會進步最真實的尺度。
改革的浪潮或許有起伏,但正如長江黃河不會倒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樣不可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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