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無知”的三種表現：概念通脹、道德塌陷、認知單一

“新無知”的三種表現

今天，一個人如果把評書、演義、宮廷劇當作真實歷史，把當年從教科書上學來的過時理論當做“觀世界”的金科玉律，并以此嘲笑別人“無知”的，屬于典型的“新古人”——活在新時代的古人。

不必去嘲諷“新古人”，未來自會有越來越多的現實教育他們。當下，比“新古人”更令人費解和絕望的，是“新無知”群體：

他們學歷很高，知識很淵博，“三觀”也挺正，但了解多了就會發現，他們的認知很陳舊，且不能自圓其說，他們對現實的預判常常出錯，他們在社會最需要發聲的時候，不是沉默不語，就是站在“石頭”一邊。

當下的“新無知”，主要有三種表現。

1

不是堆砌概念

就是生搬硬套

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知識的大廈也越來越細分，與之相應，各種新概念、細分學科爆炸式涌現。

這固然方便了我們多視角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但現實卻是，越來越多的人，從原來的“概念貧瘠”變成了“不求甚解地堆砌概念”，以至于身邊發生任何一件事，只會望文生義、生搬硬套，還以此為榮，比如：

看見地鐵上有人捧著手機看短視頻，就說是“娛樂至死”，哪怕人家正在利用碎片化時間學習；

聽說“實用主義”思潮在美國很流行，就批評美國的哲學已經墮落到了“粗鄙市儈”的程度，豈不知作為思潮的實用主義，和中國語境下的“實用主義”壓根就不是一回事；

翻了幾頁西方政治哲學，看了幾篇新媒體科普類爽文，發現民主是個好東西，馬上以此聲討公司在業務決策時不講民主。豈不知，“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政治中的民主，適用于公共事務，其背后是一套復雜的現代政治的合法性、正當性理論，而現代企業的決策和管理，是建立在產權私有基礎上的個體自治問題，民主最多可以作為決策的參考。

可見，望文生義、囫圇吞棗的后果，不是堆砌概念，就是生搬硬套。遺憾的是，新媒體時代，語言的腐化、思維的懶惰，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2

“知識”泛濫成災

道德音訊全無

康德說：“人是目的。”

任何知識，都應以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為宗旨。但是，今天有很多反人性的“知識”，依然以“理論正確”的面目不斷出現。

比如某些經濟學專家說，“地鐵擁擠是因為票價低，漲十倍就不擠了”“百姓拿出三分之一存款買房，房市低迷問題就解決了”“對50萬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稅，流動性就會增強”，等等。

站在“為解決現實問題開藥方”的制高點上，披著知識的外衣，實質上卻成了為權貴背書，把民眾往火坑里推。這就是有“人”的經濟學和沒“人”的經濟學之差別，也才有網友說：“建議專家不要再建議了！”

誠然，知識是講數據、講邏輯的，而良知是抽象的、道德層面的，不能一味地用道德束縛知識，然而，道德作為萬事萬物的底線，卻是不言自明的，而現實中的問題則是，很多所謂的專家講的話，既沒有專業性，更看不到良知和道德的影子。

比較起來，經濟類這些言論還算“溫和”，其他領域有些話讓人不寒而栗：“犧牲1.4億人，無非是十分之一，縱觀大局完全值得”；“舍棄東部200座城市，與漂亮國一決高下，大家都回到石器時代，他們敢玩嗎？”

安?蘭德說，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選擇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其實是一個謊言。然而，上述駭人聽聞的言論，在自媒體的評論區點贊最多的，竟然是“這才是大國氣派”“聽了熱血沸騰”......

同樣的認知，西方很多頂級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打開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書，類似下述這種荒唐的故事，比比皆是：1930年代，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發生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英國記者瓊斯深入現場揭露真相，遭到當時西方很多知識分子的口誅筆伐，最終飽受迫害而死。

這些知識分子為什么如此反智？因為他們認為蘇維埃“偉大的社會實驗”在邏輯上是無懈可擊的，“知識就是知識”，這就“夠了”，因此不肯從其他角度去鑒別或試圖證偽，忘了蘇格拉底那句話：知識即美德。當一個人只知道運用“工具理性”，不知道運用“價值理性”，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時，離罔顧事實乃至為虎作倀也就不遠了。

3

將復雜問題簡單化

缺乏系統思維

魯迅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我們把這叫“見仁見智”。實際上，所謂的見仁見智，是兩千多年來的一種錯誤認知，實質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另一種表現：眼界狹隘，因此流于單一。

知識更新速度較慢的傳統社會，一招鮮可以吃遍天，然而自從啟蒙運動尤其是波瀾壯闊的20世紀開始，現代世界呈現出復雜、易變、模糊、波動性，任何單一學科思維只能處理局部的、靜態的問題，而無法解釋、預測復雜世界。

毋庸置疑，專家在某領域內更專業。然而，專業代表深度，不代表廣度和高度。很多專家在解釋跨學科問題時，往往習慣性用單一視角去解讀復雜問題，很難跳出思維定勢去探索更多可能性，因而跌入“專家陷阱”，然而，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問題，其實都是復雜問題。

遺憾的是，現實中，很多人因為曾在某些領域取得過成功，不是躺在功勞簿上刻舟求劍，就是把自己當成全能型選手，什么都敢講，鬧出不少笑話，甚至造成慘不忍睹的“車禍現場”。

比如，如何造芯片？如何在人工智能領域不被甩在后面？這既是一個非常前沿的技術問題，更是一個超級復雜的系統問題——一個國家基礎學科的發展水平、教育與科研水平、人才密度、資本市場的規模與發達程度、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定位，等等。

但偏偏有專家給政府出主意，說只要舉國之力、加大投入，以中國人之聰明，一定可以彎道超車、后來居上。

再比如，如何解釋近代以來的大國興衰——從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到后來的荷蘭、英國，再到20世紀的美國、蘇聯？稍微了解點復雜學科，都知道這和地理、文化、思想、信仰等多個變量有關，只是不同時期、不同國家某個變量占比更大一點，但不少學者卻粗糙地歸因為單一變量決定論，并據此對中國問題開藥方。

通俗點說，這就是錘子效應：手持某種工具，就傾向于用這個工具解決一切問題。換成思維亦然。

所以，搞藝術的，不妨學點經濟學、政治學，少點“文藝青年病”；

學政治、歷史的，不妨了解點心理學，以及數理化生等學科的思維，多關注些具體的人和事，少些宏大敘事；

更重要的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每個人，都應該多讀讀復雜學科的通識讀物，讓思維工具多樣化，才可能減少偏見和局限，說到底，復雜問題是沒有簡單解法的。

《知識分子與社會》 的作者索維爾說，“認識到自己的無知，需要一定的智慧。”可見，真正淵博又通透的人，恰恰是知道得越多，越意識到自己無知，然后沿著線索，不斷開拓認知的新邊界，他們深知，“干掉你的，從來都不是你不確定的東西，而是你自以為確定的東西。”

近兩年，人工智能的發展，讓通過“搜索”“提問”獲取知識越來越方便。然而世界上有一樣東西永遠沒辦法搜索、提問，那就是不知道自己應該搜索什么、應該問什么——這正是“新無知”下的“蛋”。

以上只是“新無知”在認知層面最明顯的幾種表現。除了認知粗糙，“新無知”還表現為拙于行動，以及不善推動集體合作與制度設計等。

為此，誠摯推薦“遠離新無知”系列圖書，它們既是本文的知識源頭，也是警惕新無知的必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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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杰，聽哲學創始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碩士，制作獨家課程《哲學100問》《古典音樂100問》。專業哲學科班畢業，專注于大眾化哲學啟蒙工作，擁有多年哲學線上教學經驗。創辦哲學音頻課《哲學100問》。 已出版《哲學100問》三季圖書——《從古希臘到黑格爾》《人，詩意地棲居》和《后現代的刺》，深受大眾歡迎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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