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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9—30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對做好“三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會議傳達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會議深入分析當前“三農”工作面臨的新形勢與新挑戰,全面部署2026年“三農”重點工作,圍繞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等關鍵領域作出系列戰略安排,為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三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受訪學者看來,會議既直面當前農業農村發展中的現實矛盾與深層挑戰,又著眼于國家長遠發展和現代化全局,彰顯了系統思維與戰略定力,標志著我國“三農”工作正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堅實邁進。
科技創新與結構調整雙輪驅動
端穩端牢“中國飯碗”
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歷來是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核心議題。會議明確提出,要穩定糧油生產,加力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推動糧食品種培優和品質提升。這一部署進一步凸顯了在新形勢下保障糧油供給安全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了產能提升與結構優化并重的戰略路徑。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提出,我國糧食產量已連續九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2024年、2025年連續兩年超過1.4萬億斤,成就舉世矚目。然而,在高產量背后,糧食安全仍面臨多重深層挑戰。從供給結構看,油料特別是大豆的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進口來源地相對集中,使得供應鏈易受地緣政治、國際貿易環境等外部因素沖擊,存在顯著風險。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司偉認為,當前我國糧食供給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主糧與飼料糧之間。口糧如稻谷、小麥自給有絕對保障,但滿足人民對肉蛋奶消費升級需求的飼料糧如大豆、玉米則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保障糧食安全必須同時關注“量”的充足和“結構”的合理,油料穩產保供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一環。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于寧鍇看來,消費結構升級帶動飼料用糧需求剛性增長,國際糧源供應鏈不確定性加大,這些警示我們,必須將糧食安全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抓好糧食生產是支撐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壓艙石”,必須持續用力、久久為功。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曹斌分析,會議將糧食安全這一“頭等大事”進一步具體化、行動化,提出“加力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并突出“穩定糧油生產”,表明保障糧油安全已超越單純的農產品供給范疇,成為高度關聯國家安全和宏觀穩定的戰略任務。在全球地緣沖突加劇、主要產糧國政策多變的背景下,強調“穩定”,核心在于應對外部不確定性,降低被動依賴,增強國內供給體系的自主性、可控性和安全性。
如何破解新形勢下的糧食安全困境?學者們認為,保障糧食安全正從過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擴張,轉向以科技創新驅動為核心、以供給結構優化為支撐的“內生安全體系”構建。曹斌提出,會議強調“加強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這標志著糧食安全的保障路徑發生了深刻轉變。未來,產能的提升將更加依賴于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過良種、良機、良法、良制的集成創新與推廣應用,挖掘單產潛力,增強抗風險能力。孔祥智提出了雙輪驅動的具體路徑。一方面,農業技術的集成創新與應用是單產提升的核心驅動力。需將高產品種培育、精準水肥管理、智能農機裝備、病蟲害綠色防控等技術進行系統整合,形成可推廣復制的標準化高產模式,真正將實驗室的成果轉化為大田里的產量。另一方面,優化油料供給結構需要多措并舉,提升油料總體自給水平和供給彈性。
農業科技創新能否落地生根,關鍵在“最后一公里”。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胡向東認為,實現產能提升目標,必須突破一批農業領域“卡脖子”關鍵技術。更重要的是,要構建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讓新技術、新品種、新裝備真正被廣大農戶接受和應用。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還將推動糧食生產區域布局的持續優化,使不同生態區域能夠因地制宜,構建起產能高效、成本可控、綠色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針對當前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中存在的短板,司偉提出,應系統性整合各級農業科研機構力量,明確國家、省級和基層科研單位在基礎研究、應用技術研發、區域試驗和示范推廣中的不同定位與分工,形成協同攻關的合力。同時,必須下大力氣健全基層農技推廣隊伍,讓真正懂農業、愛農村、善溝通的專業人才充實到一線,解決“最后一公里”梗阻問題,避免體系空轉和資源浪費。
常態化幫扶與鄉村振興深度融合
2025年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五年過渡期的收官之年。會議提出“要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把常態化幫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守牢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這一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防止返貧工作進入到一個與鄉村振興戰略深度融合、常態化推進的新階段,實現了從“過渡期專項幫扶”向“常態化制度保障”的戰略轉型。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并為貧困地區培育了一批特色產業。孔祥智以貴州刺梨產業為例,介紹了其將地方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的成功經驗。他表示,西部地區許多脫貧縣的產業發展仍存在鏈條短、附加值低、市場競爭力弱、銷售渠道依賴外部幫扶等短板,內生發展動力和自我造血能力尚待加強。
曹斌認為,“把常態化幫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實施”傳遞出清晰的政策信號。一方面,意味著防返貧工作不再依賴于單獨設立、相對孤立的“專項”政策框架,而是被系統地嵌入鄉村振興的整體制度設計與資源分配中,實現政策協同、資源整合與機制聯動。另一方面,這更是一種治理理念的深刻轉變。“常態化”強調通過穩定的制度供給,著力完善鄉村產業體系、就業支撐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從而提升農村低收入人口的長遠發展能力,推動基層治理從“應急式”響應轉向“常態化”治理,有效避免政策“斷崖”效應。
司偉從政策連續性角度解讀了這一部署。他認為,我國已建立起包含發展特色產業、強化就業幫扶、加強技能培訓、健全社會保障等多措并舉的常態化幫扶體系,以及東西部協作、定點幫扶、社會力量參與等明確的責任體系。會議明確將幫扶機制納入鄉村振興統籌,清晰表明幫扶政策不會“急剎車”“陡轉彎”,而是向著更加穩定、長效的方向優化轉型,確保脫貧攻堅成果得到持續鞏固,實現與鄉村振興的平穩銜接、無縫對接。胡向東分析,這一表述的戰略亮點在于實現了“三個轉型”:一是目標從“脫貧防返”向“能力建設”轉型,更加注重培育區域和個體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二是抓手從“到戶到人”幫扶向發展“縣域富民產業”轉型,通過產業集聚帶動就業增收;三是空間載體從“點狀幫扶”向“縣域統籌”轉型,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在縣域層面落地生根。未來,以“縣域單元+特色產業+組織機制創新”為核心的模式,將成為推動幫扶與發展雙軌并進的關鍵。
精準識別幫扶對象、優化配置縣域資源是常態化幫扶取得實效的基礎。曹斌提出,下一步要利用大數據等手段進一步提升監測和識別的精準度,確保幫扶資源用在刀刃上。同時,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激發脫貧群眾依靠自身努力發展的志氣和心氣。根本之策在于,以縣域為基本單元,統籌布局產業、就業和公共服務,通過推動教育、醫療、養老等優質公共資源下沉,逐步彌合城鄉差距,從源頭上減少可能引致返貧致貧的結構性因素,實現從“輸血兜底”到“造血賦能”的質變。
繪就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新畫卷
會議對鄉村建設作出明確部署,強調要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因地制宜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提升鄉村治理和文明鄉風建設水平。在學者們看來,這標志著我國鄉村建設的理念和實踐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即從重點打造示范樣板,轉向全域推進、整體提升;從改善基礎環境,轉向系統創造優質生活空間、全面提升農民生活品質;從政府主導推動,轉向更加注重激發內生動力、體現農民主體地位。
我國地域遼闊,村莊類型多樣,資源稟賦、人口結構、發展基礎千差萬別,鄉村建設決不能搞“一刀切”和“千村一面”。曹斌建議,在推廣“千萬工程”經驗時,需要強化分類指導、精準施策。對于人口集聚、發展潛力大的中心村、特色村,重點在于全面提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打造宜居宜業的鄉村社區;對于人口持續流出、功能逐漸演變的村莊,則重在保障基本生活條件、維護人居環境整潔、做好生態保護和修復,避免無效投入和資源浪費。
胡向東認為,會議強調“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并突出“因地制宜”和“創造鄉村優質生活空間”,這實質上是鄉村建設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的戰略轉型。未來的鄉村建設,規劃設計與建設實施更加務實精準,公共服務供給更加注重均衡性和可及性。“創造鄉村優質生活空間”意味著建設重心從“物”轉向“人”,一切以農民是否滿意、是否受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司偉結合鄉村發展規律提出,“因地制宜”的本質要求是科學把握不同鄉村的人口變動趨勢、資源環境承載力和文化特色。鄉村建設必須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充分挖掘和保護鄉村的歷史文化、農耕文明和鄉土特色,打造各美其美、留住鄉愁的鄉村風貌。核心目標是圍繞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通過持續改善人居環境、均衡配置公共服務,讓廣大農民群眾平等分享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成果,過上更有品質、更有尊嚴的生活。
本報記者 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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