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歲戀友妻棄25年原配，75歲再娶被氣身亡

一九六三年，臺北地方法院接了一個燙手山芋。

這案子要是擱在現在，絕對是熱搜第一，還得掛上個三天三夜下不來。

原告是個坐輪椅的老頭，八十歲了，甚至連說話的力氣都快沒了。

他告誰呢？

告他兩年前敲鑼打鼓娶進門的“真愛”。

老頭在法庭上那叫一個慘，說自己腿摔斷了住院，老婆不僅不來端茶倒水，反倒趁著他動彈不得，把他存折里的錢、名下的股票全給卷跑了，最絕的是什么？

這女人連家里的米缸都給刮了個干干凈凈。

這不就是典型的“吃絕戶”嗎？

哪怕是個普通老頭，這遭遇也夠讓人心酸的。

可偏偏這老頭不是一般人，他是蔣夢麟。

那個接替蔡元培當了北大校長、在民國教育界呼風喚雨的大人物。

而那個把他逼到絕路上的女人，正是他當年不惜跟老友胡適翻臉、也要硬著頭皮娶進門的徐賢樂。

誰能想到，這輩子最講究“理性”的蔣校長，臨了臨了，在人生最后一道選擇題上，把一輩子的積蓄和臉面都輸了個精光。

這事兒吧，咱們得把時間條往回拉一拉。

故事得從1960年說起。

那一年，蔣夢麟的老伴陶曾谷走了。

老蔣這人重感情，那是真難受，但他這人也怕寂寞，尤其是那種家里空蕩蕩、連個說話人都沒有的寂寞。

對于一個74歲的老人來說，這種冷清比病痛還折磨人。

就在老蔣覺得日子沒法過的時候，徐賢樂出現了。

這徐賢樂當時53歲，雖然不再年輕，但在那個圈子里可是有名的“徐娘半老，風韻尤存”。

她家世也不得了，爺爺是前清搞洋務運動的徐建寅，算是名門之后。

這女人在外交圈混跡多年，嘴甜會來事，把老蔣哄得是一愣一愣的。

老房子著火，那是沒救的。

蔣夢麟瞬間覺得自己又行了，非要娶徐賢樂不可。

大家私底下都議論，說這蔣校長是不是糊涂了？

但真正敢站出來攔著他的，只有一個人——胡適。

這就很有意思了。

要知道，當年蔣夢麟娶第二個老婆的時候，全天下都罵他，只有胡適支持他。

怎么這一回，胡適反而成了最大的反對派？

因為胡適這人，看書多，看人更準。

胡適拖著心臟病的病體，愣是動用了自己的人脈去查徐賢樂的底。

這一查不要緊，嚇出一身冷汗。

這徐賢樂在之前的婚姻里，就是個厲害角色，那是出了名的要把錢袋子攥在手里，性格強勢得很，絕不是那種能伺候人的主兒。

胡適急得連夜寫信，那信寫得是真誠懇，大白話就是：老哥啊，你都這就歲數了，找老伴是為了找個拐杖，為了有人給你遞杯熱水，不是找個無底洞來填錢的！

為了攔住老友跳火坑，胡適甚至把陳誠、宋美齡這些大佛都搬出來了，想讓他們去勸勸。

可這時候的蔣夢麟，哪里聽得進去？

他覺得胡適這是在新社會搞封建包辦，是干涉他的婚姻自由。

他甚至在報紙上公開喊話，說自己身體棒得很，完全有能力追求幸福。

那叫一個自信。

你說蔣夢麟為什么這么自信？

除了愛情沖昏頭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他曾經“贏”過一次。

他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只要是為了“愛”去打破世俗，老天爺就會獎賞他。

這就不得不提1933年那場驚天動地的婚禮了。

當年的蔣夢麟，干了一件在當時看來大逆不道，但在后來被傳為佳話的事——他娶了摯友高仁山的遺孀，陶曾谷。

這事兒背景挺沉重。

1928年，奉系軍閥在北方殺瘋了，李大釗就是那時候犧牲的。

北大教授高仁山也沒躲過，被拉去槍斃了。

高仁山臨死前，把一家老小托付給了蔣夢麟。

剛開始，蔣夢麟確實是出于哥們義氣照顧嫂子，給陶曾谷在北大安排了工作。

但日子久了，兩個同樣在亂世里飄搖的人，慢慢就看對眼了。

為了給陶曾谷一個名分，蔣夢麟甚至回老家跟原配離了婚。

這在當時簡直是被戳脊梁骨的事兒。

大家都罵他：“朋友妻不可欺，你這不僅欺了，還把原配給踹了，這是人干的事嗎？”

在道德的十字路口，有人選擇向左轉做圣人，有人選擇向右轉做情人，蔣夢麟直接把路障給撞飛了。

婚禮那天，更是一出好戲。

胡適的老婆江冬秀，那是出了名的彪悍，她覺得這婚事傷風敗俗，死活不讓胡適去當證婚人，甚至把大門給鎖了，鑰匙揣兜里。

結果呢？

堂堂北大教授胡適，趁著老婆去廚房盯著燉肉的功夫，竟然打開書房的后窗戶，從二樓跳了下去（也有一種說法是爬窗溜走），一路小跑去了婚禮現場。

在婚禮上，蔣夢麟說了一段震碎三觀又感人肺腑的話，大意是：“我愛高仁山，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

我娶陶曾谷，是因為我愛朋友。”

胡適也在臺上幫腔，搬出一套“自由戀愛”的理論。

那一次，蔣夢麟賭贏了。

婚后二十年，他和陶曾谷確實過得不錯，相敬如賓。

這也讓蔣夢麟堅定地認為：只要我初心是好的，結果就一定也是好的。

可他忘了一點，陶曾谷是跟他患難與共的知己，是讀過書講道理的女性；而徐賢樂，那是在十里洋場摸爬滾打、在名利場里練成精的玩家。

他以為自己又遇到了一個陶曾谷，其實他是遇到了一臺只有吞幣口的取款機。

悲劇來得特別快，連點緩沖都沒有。

1962年底，蔣夢麟不小心摔斷了腿，住進了醫院。

按理說，新婚妻子這時候該床前盡孝了吧？

嘿，徐賢樂嫌醫院臟，嫌消毒水味兒難聞，根本不露面。

這也就算了，最要命的是，趁著老頭躺在床上動不了，徐賢樂開始搞“資產轉移”。

今天轉點存款，明天過戶點股票，那是真的連米缸里的米都沒放過。

等到蔣夢麟想交醫藥費的時候，發現兜里比臉還干凈。

這時候，那個風度翩翩的北大校長，躺在病床上，看著天花板，估計腸子都悔青了。

他終于想起了胡適那封被他扔在一邊的長信，想起了老友苦口婆心的勸告。

可惜啊，這時候想找胡適哭訴都沒地兒找去。

因為就在幾個月前，胡適已經心臟病發作去世了。

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吧，適之先生沒親眼看到老友這副狼狽樣，不然得多心疼。

沒辦法，蔣夢麟只能拖著殘軀，跟徐賢樂打官司。

這官司打得那叫一個丟人。

徐賢樂早就準備好了，找記者哭訴，把蔣夢麟描述成一個性格古怪、不好伺候的老頭。

曾經的教育界泰斗，如今成了八卦小報的談資。

官司打了一年多，最后蔣夢麟實在是耗不起了。

他從牙縫里擠出了最后的50萬新臺幣——這在當時可是能在臺北買好幾套房的巨款——給了徐賢樂，才換來了一張離婚證書。

這哪是離婚啊，這簡直就是贖身。

這場鬧劇，把蔣夢麟最后的精氣神徹底抽干了。

拿到離婚證后不到一年，1964年6月，他在孤獨和悔恨中，因為肝癌去世了。

哪怕到了葬禮上，大家聊得最多的，不是他當年怎么改革北大，怎么推動教育，而是那場令人唏噓的黃昏戀。

說到底，蔣夢麟就是太“天真”。

這種天真在做學問、搞改革的時候，是那種一往無前的勇氣；可一旦放到充滿了算計的現實生活里，這種天真就成了致命的軟肋。

他在1933年跳出世俗的窗戶，接住了朋友的遺孀，那是道義的勝利；他在1960年想再跳一次，結果這一回，窗戶外面不是溫暖的懷抱，而是冰冷的水泥地。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真挺不講理的。

它不管你以前做對過多少道難題，只要你在最后一道題上填錯了答案，它照樣能讓你輸得傾家蕩產。

參考資料：

蔣夢麟，《西潮》，中華書局，2010年。

馬亮寬，《蔣夢麟傳》，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