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然的話

人想事情出了岔子，多半不是因為心術不正，也不是學問不夠，更不是趕得慌。那毛病，常是從一個靜悄悄的地方起來的——把自己心里想的，當成了天經地義。

有句老話叫“想當然”。譬如看見日頭打東邊出來，就覺著永遠該打東邊出來；聽見雞叫三遍天亮，就說是雞叫亮了天。這么想著想著，一座道理的大廈就蓋起來了，梁是梁，柱是柱，可地基底下是軟的。

亞里士多德說過，論證要有“頭一個理”。他沒說的是，這“頭一個理”往往是我們迷迷糊糊撿來的。總覺得過去怎樣，將來還怎樣；兩件事挨著，準有關系；一回辦成了，回回都能成。先這么認定了，才順著往下想。

就說“預料”吧。明兒是晴是陰，市上的行情漲落，我們料這些的時候，心里早存了個“照舊”的想頭。這想頭不提，可頂要緊。一旦事情變了樣，我們怨天怨地，怨材料不準，怨變故突然，獨獨不怨自己那個“照舊”的想頭。外國有位休謨先生說得透：歸納法靠的是習慣，不是道理。可咱們還是照樣過日子，好像明天欠著咱們一個“不變”。

一樣的毛病，又生出“非此即彼”的籠子。事情總看成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成就是敗，不是善就是惡。這不是世道本來如此，是人心圖個省事。老戲里有個克瑞翁，覺著忠國和顧家勢不兩立，結果釀出大悲劇。錯不在他心狠，在他把世情想得太絕。人心呀，總把“復雜”當作受不了的東西。

“先后”當“因果”，更是老毛病了。乙跟在甲后頭，就說是甲招來的。雞叫天明，說雞叫來了太陽；新令才下，經濟長了，說是新令的功勞。古羅馬的西塞羅就笑過這理，到如今不過換了個名目。明明知道“連著不一定是引起”，做起來還是把挨得近當作有牽連。這毛病深，是因為咱們總覺得世事該有個頭尾分明、因果清爽的故事。

再說“以偏概全”。見了幾個扎眼的例子，就當是普遍情形；少數人嚷嚷得響，就當是大眾的意思；三五份答卷，就替了萬千人的心思。搞統計的常說“選擇偏倚”，可人還是信自己眼睛碰見的。肯開口的，本就不是平常人；能看見的，早篩過一遍了。法國那位蒙田先生說得好：“人真是瘋得可以，造不出一條蟲，倒忙著造幾十尊神。”他還該添一句：又從三兩件稀罕事里，造出天下的理。

“比方”這東西，用好了能照明，用過了就迷眼。因為兩樣事物有一處相像，就推測處處都像。國家比家庭，心思比機器，社會比市場。有些比方讓人明白，有些反倒把水攪渾。毛病不在打比方，在把“像”當作了“是”。阿根廷的博爾赫斯先生愛編些荒唐的比方——地圖和疆土一般大，圖書館就是宇宙——他不是真信，是要人看看這“像”里藏著多少玄虛。

如今講究“憑本事吃飯”的年月，頂容易犯的是把“少不了”當成“足夠”。考學少不了好分數，可好分數不夠；研究少不了經費，可經費不夠；成事少不了才干，可才干不夠。咱們卻常把這一樣當了保票。事情不如意，就覺得天地負了人，好像訂過合同似的。其實哪有什么合同呢？是我們自己想當然，以為一樣能頂百樣。

往大里說，幾百年間人都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是星星月亮告訴他們的，是他們想當然——覺著人該在正當中。這念頭先是心里長的，后來才成了學問。直到哥白尼、伽利略幾位，把大家眼里“不用說的理”拿來問了一問，天才換了個排法。錯不在看得粗，在信得死。

這些毛病，歸總起來，不是推演得不對，是開頭那步“想當然”沒審一審。道理只能管遞到它手里的東西。若是悄悄把個假定塞進去，它還能推出嚴絲合縫的錯來。心思還得意自己的周全，不知道是把自信錯當了嚴謹。

所以要真想明白，不單是推論得仔細，更要在起頭那兒停一停，問自己一句：我這是把什么當了不言而喻呢？蒙田先生寫那些隨筆，不是為下結論，是為查自己；博爾赫斯先生造那些迷宮，不是為困住誰，是為讓人看見咱們不知不覺砌起的墻。他倆教的是一樣的事：清楚，是從懷疑開始的——不是懷疑別人，是懷疑自己心里那些“當然”。

想當然是免不了的。人不能憑空想起個頭。明白和糊涂的分野，不過在于我們肯把哪些“當然”拿到亮處看上一看。（文/李嘉明Jimmy Li）

（李嘉明，中國學子，在美留學，蒙哥馬利貝爾中學學生，全美辯論賽頂級辯手，辯論領域優秀研究者。在多次全美辯論賽事中斬獲冠軍，熱愛閱讀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