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人壽“海選”高管背后，激進模式退潮，昔日“黑馬”深陷困局

洞悉商業本性，直擊企業核芯

作者|李平

2025年12月，珠江人壽通過網絡平臺公開發布信息，招聘總經理、財務負責人、首席投資官等高管。在中國保險業，一次性公開招募包括總經理在內的五名核心高管，實屬罕見。

這場被業內解讀為“市場化換血”的高管招募，背后是這家成立13年的險企連續四年未披露償付能力報告、房地產投資風險敞口高懸、股權質押率居高不下的多重困境。

這家成立于2012年的壽險公司，曾憑借激進的“資產驅動負債”模式，在成立的第三年便實現盈利，打破了壽險行業“七平八盈”的慣例，一度被視為市場“黑馬”，如今深陷治理與經營雙重泥潭。

01

償付能力報告“隱身”

珠江人壽此次大規模高管“海選”，被寄予了打破僵局的厚望。

從招聘要求來看，新任總經理需統籌償付能力管理、優化資本配置，首席合規官需具備深厚的風險處置能力，董事會秘書需擅長危機處理，這些職責描述直指公司核心痛點，顯示出其通過治理改革化解風險的迫切意愿。

而償付能力是撬動所有問題的支點，更是保險公司的生命線，和富德生命人壽一樣，珠江人壽也將這一核心指標隱藏了四年之久。

截至2021年末，該公司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僅為52.02%，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104.04%，已逼近100%的監管紅線，風險綜合評級更是降至C類。

這一數據意味著其抵御風險的能力已嚴重不足，無法滿足保險業務持續經營的基本要求。

圖源：公司2021年償付能力報告

自2022年起，珠江人壽徹底停止披露償付能力報告，年報中也不再呈現資產負債表、凈利潤等關鍵財務數據，僅以“個別項目五級分類中劃定為‘關注類’”輕描淡寫地帶過風險狀況。

這種選擇性信息披露，打破了保險行業“陽光經營”的基本準則。

對于投保人而言，無法知曉公司真實的財務健康狀況，相當于失去了判斷保單安全性的重要依據。

對于監管機構而言，信息不透明增加了風險監測的難度。

對于市場而言，這種“遮遮掩掩”的態度直接導致信任崩塌，進一步加劇了其經營壓力。

而緊張的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了償付能力，珠江人壽2019年發行的三筆合計31.5億元資本補充債券，已放棄首個計息年度末的贖回權，7.25%的高票面利率持續消耗著本就緊張的現金流。

在償付能力充足率即將逼近監管要求、資本補充渠道受阻的情況下，其流動性風險正持續累積。

信息披露的缺失是當前珠江人壽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只有讓外界清楚了解真實風險狀況，才能重建市場信心。

02

投資策略失當

珠江人壽的經營困境，根源在于其長期奉行的模式，公司成立于2012年，恰逢中國保險業“資產驅動負債”模式盛行的時期。

成立初期，該公司憑借萬能險等理財型產品快速吸納保費，再將巨額資金投向房地產及相關領域。

這種模式的核心邏輯是：通過萬能險等理財型產品快速做大保費規模，獲取大量低成本資金，再將資金集中投資于房地產等高收益領域，用投資收益覆蓋負債成本并實現盈利。

珠江人壽將這一模式運用得淋漓盡致，規模保費收入從2012年的0.05億元，一路飆升至2017年的255億元峰值，在短短三年內便實現盈利，打破了行業內的規律，一度成為保險業的“黑馬”。

圖源：作者自制

在原保險保費收入方面，2015年，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占規模保費收入的比重僅為0.56%，這在整個行業內都是極其罕見的，意味著其余絕大部分收入是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

2016年，在監管新規要求下，情況只是有短暫改觀，并未觸及根本。

在投資房地產方面，2015年至2021年，其投資收益合計在250億元左右，占同期營業收入的30%以上，更是利潤總額的十倍以上，形成了“投資收益決定盈利水平”的特殊經營結構。

這種模式在房地產行業上行周期中曾獲利頗豐，但隨著行業進入下行期，風險開始集中暴露。

據央廣網報道，截至2021年末，珠江人壽投資性房地產余額達221.4億元，不動產類資產占投資資產總額的比例高達26%，遠超行業平均水平。

更嚴峻的是，其逾期投資資產規模累計達30.94億元，絕大部分與房地產相關，其中一筆通過股權基金投資的房地產項目逾期規模就達3.5億元。

圖源：作者自制

這些逾期資產不僅直接侵蝕利潤，已計提的3億元減值準備進一步削弱了其資本實力，更讓其資產變現能力遭遇嚴峻考驗。

在保險資金運用方面，2021年3月18日，原銀保監會發布行政處罰決定書，珠江人壽存在將保險資金用于土地競拍保證金，子公司融資借款超過監管比例規定等違規情況，而且涉及金額巨大。

其中一項是在2019年，其向寧波安宸基金投資的5億元中，有3.37億元經多次流轉后被股東用于土地競拍保證金。

無論是直接將保險資金投資到不動產方面，還是間接運用于土地競拍保證金，都嚴重違反了監管規定，更讓保險資金失去了風險管控的底線。

03

公司治理亂象

珠江人壽的治理結構缺陷，是其陷入多重困境的根源所在。

作為一個典型的家族式控股企業，廣東珠江投資控股集團、廣東珠光集團等關聯股東合計控制著公司89.71%的股權，朱氏家族的影響力貫穿公司經營決策全過程。

這種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直接導致其投資策略向股東關聯產業傾斜，成為了股東方的“提款機”。

聯合資信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珠江人壽對關聯方的投資余額高達273億元，大量資金流向股東關聯企業，不僅違背了保險資金“安全第一、分散投資”的基本原則，更導致資金回收困難。

這種“內部循環”的資金運作模式，使得保險資金的安全性難以得到保障，最終損害的是投保人的合法權益。

如果說關聯風險讓公司陷入了困境，那么股東股權質押則是讓公司陷入了絕境。

2024年年報顯示,截至2024年末，廣東珠光集團、廣東新南方集團等核心股東已將所持41.3%的股權質押。

高額股權質押不僅讓股東失去了增資擴股的能力，更讓珠江人壽的資本補充渠道基本堵塞，動搖了公司治理的穩定性。

在償付能力逼近監管紅線的情況下，無法通過股東增資實現“補血”，使得其風險化解陷入被動。更嚴重的是，股東自身的流動性壓力可能傳導至保險公司，形成“股東風險—公司風險”的惡性循環。

2026年將是珠江人壽的關鍵一年，新任高管團隊能否快速磨合、拿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直接決定著這家險企的未來走向。

如果能夠抓住保險行業轉型的契機，徹底化解歷史遺留風險，重建合規經營與透明披露的基礎，珠江人壽或許能走出困局，但如果只是換湯不換藥，那只能在治理亂象與風險泥潭中繼續掙扎。

轉型的陣痛，治理的難題，沉重的歷史包袱，珠江人壽的自我救贖之路注定崎嶇漫長。

編輯 | 曉貳

排版 | 伍岳

主編 | 老潮

圖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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