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妙筆，勝抵十萬軍——路英勇新作《急先鋒》再現紅色報人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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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大眾·半島新聞，作者孟秀麗

鐵肩+妙筆，勝抵十萬軍

——路英勇新作《急先鋒》再現紅色報人偉業

《急先鋒》

路英勇 著

作家出版社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一群進步知識分子以筆為槍、以報為陣，在思想啟蒙與革命斗爭中書寫了壯麗篇章。近日，由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路英勇創作的紀實文學《急先鋒》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路英勇巧妙融合歷史考據與文學想象，以“紀實文學”的獨特形式，以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革命先驅李大釗、“紅色報人”邵飄萍為敘事核心，通過他們在新聞領域的探索與革新，再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如何成為喚醒民眾、凝聚力量的“急先鋒”，無疑為建黨百年后的今天，提供了一面映照初心、砥礪前行的明鏡。日前，路英勇就該書創作接受了半島全媒體記者的專訪。

向《新青年》

創刊110周年獻禮

記 者：《急先鋒》創作緣由或契機是怎樣的？

路英勇：其實，我早就有寫作《急先鋒》這本書的打算，但一直沒有抽出時間來。到了去年下半年，我覺得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因為我要寫的這本書在2025年出版才更有意義。110年前，也就是1915年的9月，《新青年》雜志誕生，刊發的文章、討論的問題像春雷一樣驚醒了當時的青年。它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向封建禮教發起了猛烈沖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我長期從事出版工作，《新青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無與倫比，我希望用《急先鋒》向《新青年》創刊110周年獻禮。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將近一年，今年6月交稿。編輯抓緊時間對書稿進行了細致、認真的編校，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這本書，終于了卻了我的一樁心愿。

記 者：五四時期進步報人很多，為何選擇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三人作為敘事核心？在您看來，這三人最核心的共性是什么？

路英勇：是的，誠如你所說，五四時期的進步報人有很多。我們都知道，20世紀初，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禮教的禁錮被打破，思想啟蒙的浪潮蓬勃興起，大量知識分子意識到報刊是啟迪民智、宣揚革新主張的重要工具，紛紛投身創辦報刊；另一方面，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訴求，需要借助報刊進行輿論動員、報道運動進展，凝聚民眾共識，也進一步推動了進步報人群體的壯大。現在，人們習慣于把五四時期稱之為“覺醒的時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那時的進步報人和他們創辦的報刊，對于這個“覺醒時代”的到來，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這些進步報人中，有一些是早期共產黨人，像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陳獨秀早年就有辦報辦刊的經歷，1915年9月，他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后更名為《新青年》。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并把《新青年》帶到了北京。“一校一刊”的結合，使新文化運動得以迅速發展。1918年12月，他又創辦《每周評論》，推動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從主編《新青年》到《每周評論》，從發起新文化運動到成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再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他一路昂首向前，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一座巍峨的豐碑。

李大釗從日本留學回國，先是擔任《晨鐘報》的編輯主任，后又成為《憲法公言》《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1918年，他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不久即成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同人。他在《新青年》上推出“馬克思研究專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成為馬克思主義最早傳播者之一。1920年10月，他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年底，任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書記。他把傳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

邵飄萍先是在杭州、上海等地當記者，1916年7月到北京擔任《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兩年后創辦《京報》。《京報》揭露北洋軍閥黑暗統治，被稱為當時最具鋒芒的報紙。五四運動中，邵飄萍怒斥北洋政府外交無能，完全站在學生一邊，支持他們的愛國行動。1920年以后，邵飄萍以《京報》為陣地，抨擊反動勢力，宣傳先進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呼吁社會變革，激發民眾愛國熱情和革命斗志，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中國革命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以上對三人的簡單介紹中可以看出，陳獨秀、李大釗由創辦報刊成為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者，而邵飄萍則由一位具有正義感的記者成長為著名的“紅色報人”。他們是思想的急先鋒，更是革命的急先鋒。我把他們三人作為這本書的敘事核心，并且把這本書命名為《急先鋒》，其用意正在于此。

尊重史實基礎上

兼顧文學表達

記 者：書中提到陳獨秀以“精準的選題策劃”推動文學革命，李大釗側重“妙手著文章”的辦報實踐，邵飄萍踐行“新聞救國”之路，您在梳理這三條不同路徑時，是如何平衡史實的嚴謹性與紀實文學的可讀性的？

路英勇：陳獨秀策劃的“文學革命”、李大釗的“妙手著文章”、邵飄萍的“新聞救國”，都是這本書著力渲染的“重頭戲”。

寫作這本書，我遵循的原則是尊重史實，運用的材料都是有據可查的，但同時，我也會兼顧文學表達的合理性，增強文本的故事性、可讀性。譬如，書中陳獨秀策劃“文學革命”這部分內容時，就突出表現了他獨具魅力的人格特征：一方面是誠懇接受胡適批評和建議的謙遜，一方面是“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決絕。在我看來，這正是陳獨秀作為雜志主編的一種職業素質。

李大釗、邵飄萍都特別欣賞明代詩人楊繼盛的獄中題壁述志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李大釗辦《晨鐘報》的時候，設計了一個“古鐘”圖案，印在每天報紙“晨鐘之聲”的前面。在古鐘中心的空白處，印有一句名言，日日更換。如第一號的古鐘名言是“少年人望前，老年人往后”，第五號則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第六號上，李大釗用上的就是“鐵肩擔道義”，在李大釗心目中，這是對有正義感、使命感的報人的一個最好注解。后來，他到北京大學做圖書館主任，親手寫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條幅掛在辦公室里。將“辣手”改為“妙手”，更突出了一種學理研究的意味。李大釗辦刊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妙手著文章”，他寫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文章，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而邵飄萍在《京報》創立的時候，手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掛于編輯部，直接摘取了楊繼盛原聯中的用語。他認為記者秉持正義、針砭時弊，寫的文章就必須有“辣味”，“鐵肩辣手”自然成為他實現“新聞救國”理想的精神信念和使命擔當。馮玉祥以“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評價邵飄萍所寫文章的強大力量，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邵飄萍站在反帝愛國的最前沿，筆下的文章就像無數銳利的刀槍，向著國內外敵人痛擊。面對反動軍閥的威逼利誘，他泰然自若，毫不妥協，用生命踐行了“新聞救國”的使命擔當。

記 者：您在書中解析了“辦刊辦報實踐”與“生命升華”的深層關聯，能否具體談談，報刊事業是如何推動這三位先驅完成個人理想與革命信仰的融合的？

路英勇：實際上，他們三人自辦報辦刊之始，就確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陳獨秀要用《新青年》“喚醒青年”，實現民主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李大釗創辦《晨鐘報》，是要與青年攜手，共同創造“青春中華”。邵飄萍當記者、辦《京報》，是為了“為國立言，為民請命”。但是，真正使他們通過“辦刊辦報實踐”完成“生命升華”的一個重要節點是“五四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面對國際國內日益嚴峻的形勢，1918年11月，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創辦了《每周評論》，關注巴黎和會，要求收回山東主權，號召國人“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連續發表文章支持學生，李大釗則加入到游行隊伍之中。邵飄萍除了在《京報》上大量刊文揭露北洋政府外交無能以致喪權辱國以外，5月3日晚，他還應邀來到北京大學演講，號召同學們挺身而出，救亡圖存，奮起抗爭。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讓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看到了學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也看到了國家的希望。自此以后，他們就不再單純是雜志、報紙的主編了，他們的生命在反帝愛國的浪潮中得到了升華，由思想的先鋒蛻變為革命的先驅。

融編輯出版實踐

與學術研究為一體

記 者：作為兼具學者與出版人雙重身份的創作者，您認為這兩種身份，分別為《急先鋒》的寫作帶來了哪些獨特的視角與優勢？

路英勇：早年，我在讀博士的時候，對五四時期的著名報刊、出版社以及它們的創辦者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五四時期新文學出版的內容。那個時候的學術思考對我后來的職業發展有很大幫助，長期的編輯出版實踐能夠使我更加深切地理解、敬佩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在辦刊辦報過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所謂“感同身受”“高山仰止”，故而能夠通過一些具體的選題策劃、組織稿件的實例，通過對編輯與編輯、編輯與作者、編輯與讀者關系的梳理，更為深入、恰切地表現他們的文化理想、愛國精神和革命特質。可以說，這本書是我將編輯出版實踐與學術研究融為一體的一部紀實文學作品。

記 者：對于當下年輕的讀者和媒體從業者，您希望他們從這本書中讀懂什么？

路英勇：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和他們創辦的報刊，把他們所處的時代造就為一個覺醒的時代。他們那堅定剛毅的身軀，在風雨如晦的歷史背景中，綻放出耀眼的光芒。他們的報刊生涯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中熠熠生輝的偉大起點。

我們追尋他們創辦報刊的足跡，就是為了銘記他們的壯舉、傳承他們的精神、汲取奮進的力量……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奮力譜寫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篇章，讓先輩們開創的偉業在新時代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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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先鋒》

路英勇 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來源：大眾·半島新聞

作者：半島全媒體記者 孟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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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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