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源自何方？中國史書的這一記載，可能顛覆之前的認知

在學術界探討猶太人群體根源的時候，西方的研究常常依靠《圣經》里面的故事以及少量的考古發現來進行發現和推測。但是只要去翻閱中國的歷史文獻，就能夠找到相關的線索。例如唐代《舊唐書》所記載的突厥可薩部落，還有宋代開封地方現存的猶太宗教碑刻所提及的“一賜樂業教”，這些分散的記載相互進行印證，引出了一個較少被人們關注的視角：猶太民族的構成或許比我們以往所認知的更加多元和復雜，并且中國的古代書籍留存了這些關鍵的佐證信息。

古書中存在一段不太常見的記載。唐代杜環所寫的《經行記》提及“苫國”擁有五個行政區域，并且它的北方與“可薩突厥”相互接壤。《隋書》當中直接出現了“突厥可薩部”的名稱。“可薩”究竟是何種勢力？依據西方一些古老文獻的記載，在公元7到10世紀的高加索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可薩汗國”，這個國家的居民之后大多改信了猶太教。如此看來中國史書里所記載的“可薩”，很有可能指的是同一族群。還有學者進行考證，可薩汗國的核心群體，或許是西遷的匈奴或者鮮卑的后代。要是這個說法是真實的，那么生活在現代歐洲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他們的主要祖先，有可能和中國北方的古老民族存在著不為人知的聯系。

開封的猶太碑文存在另一種意外情況。明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記》碑稱他們的信仰來自天竺，康熙二年的碑卻表示周代就已傳入中原。初看起來時間似乎對不上，但是仔細思索，天竺原本指印度區域，而印度沿海一帶實際上有猶太人流居。如此一來開封的猶太人有可能是經過海路經過印度而來，并非過去人們所認為的從陸路波斯那邊過來。他們不用以色列，偏偏使用天竺，或許是為了讓中原人更容易接受，卻反而泄露了他們遷徙時的中轉地點。

我認為華夏典籍具有特殊之處，它填補了猶太歷史脈絡中缺失的關鍵部分。西方通常認為猶太人從巴勒斯坦直接散布到世界各地，但中國文獻的記錄表明，猶太人的遷徙是分階段的。首先是像可薩突厥這類中亞改信猶太教的群體，接著是宋元時期從海上前來進行貿易的社群，最后是近代經過哈爾濱、上海等地輾轉逃難的歐洲猶太民眾。這種分批次、多路徑的遷移過程，與單一的線性敘事相比，更契合民族發展形成的實際規律。

那我們再仔細思考一下，為什么我們這里的一些相關記錄會被忽略？這和國內外學術方面的話語權不太平衡有關系。舉個例子河南開封有一個猶太會堂，在那里發現過《摩西五經》的抄本，它的篇章排列和我們平常所見到的馬所拉文章不一樣，卻和死海古卷里的某些版本很相似。這實際上是研究猶太經典演變的好材料，可是國際上的專家很少去深入地研究它。相反西方那邊老是有關于“失蹤的以色列十支派”在中國的各種各樣的猜測，這些猜測聽起來挺有意思，但是大多沒有什么實實在在的證據來作為支撐。

有一些地方的特定群體把某個所在之處稱作一賜樂業，這樣的音譯具有宋元時北方口語的特點。他們的重要典籍被記成《道經》，宗教場所還放置著特定人物的牌位，這種結合當地文化的翻譯辦法，從另一方面能夠說明他們到達這里的時間不晚于明代。這其中的種種關聯很值得去細細琢磨，很多相關狀況如同凝固的化石留存著文化相互適應的情形。

在近年來，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新研究。在2023年的時候，有學者對基因樣本進行對比，發現河南部分群體的父系染色體存在來自中東的遺傳標記，同時還有哈薩克斯坦常見的譜系特征，這也許和歷史上一條從東方經過中亞的傳播路徑存在關聯。另外在2016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新整理的船票資料表明，在二戰的時候，部分猶太難民借助中國東北一個特定的社群網絡獲取了進入中國的簽證。這些新的發現使得以往認為猶太文化起源較為簡單的觀點越來越受到質疑。

這樣一看，華夏史書的價值并非僅僅給予一個答案，而是打破了單一的講述方式。它向我們表明，猶太民族的誕生好似一場跨越千年的拼合游戲，而東亞地區恰好是其中長期被遺忘的部分。當我們在開封的碑刻前面停下，或者翻閱《舊唐書》那略微陳舊的書頁的時候，指尖觸碰到的或許不只是遙遠的傳說，還有人類文明相互交融的大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