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滅元之后，針對遺留下的數十萬蒙古女子，處理方式十分高明

1368年閏七月，徐達、常遇春帶著明軍攻破了元大都，元順帝沒敢抵抗，帶著后妃、太子一路往北逃，蒙古在中原近百年的統治就這么結束了，硝煙剛散，明軍清點戰利品時發現。
光宮城里就留下了兩萬三千多蒙古女眷，再算上河北、山西這些地方被俘或流落的，總數足有三十萬，這些人里，有曾經的皇后公主，有勛貴的妻子。

也有普通牧民的女兒，前一天還錦衣玉食，后一天就成了階下囚，本來想，換做其他開國皇帝，面對這么多前朝遺孤，尤其是異族女子，可能直接就殺了以絕后患。

但后來發現，朱元璋的思路完全不一樣，他這套處理方式，遠比屠城高明得多，既沒落下暴君的名聲，還把潛在的威脅變成了王朝的助力。

朱元璋沒殺這些蒙古女子，也沒把她們趕走，反而先給了條活路，他在之前發布的《諭中原檄》里就說過，要保全元朝的宗戚。

進城后又下了詔，愿意回草原的給路費遣送，愿意留在中原的就編為民籍，最后只有七千多人選擇北歸，大部分人因為戰火阻隔，或是在中原已經有了家庭，都留了下來。

在我看來，這步棋看似溫和，實則把潛在的敵人變成了需要治理的子民，從根上減少了反抗的可能，留人的同時，朱元璋還搞了個五年漢化倒計時。

洪武元年十月，戶部出臺了專門的條款，要求這些蒙古女子學漢語、穿漢服、改漢姓，大都原來的國子監被改成了女學堂，翰林院的人專門來教課，學得好的還能免一年徭役。

工部還按人頭發棉布和絹，讓她們換掉原來的胡服，更關鍵的是婚俗改革，蒙古有父死子繼其妾的舊俗，在中原看來就是亂倫，朱元璋直接明令禁止，違反的要打八十杖，還要服三年勞役。

這些措施看著是文化改造，其實是在悄悄撕掉她們“蒙古人”的標簽，等她們能聽懂官話、會寫契約，穿得和漢人沒區別，身份認同自然就變了。

文化上的改造只是第一步，朱元璋更狠的招還在后面，那就是直接從血緣上打破隔閡。

洪武二年正月，他頒布了《和同令》，明確禁止蒙古女子族內通婚，鼓勵和漢人結婚，而且只要兩相情愿，還能免三年徭役。

這個政策特意鼓勵軍戶和屯田戶優先迎娶，既解決了戰亂后中原男多女少的問題，又把邊鎮將士和這些蒙古女子綁成了利益共同體。

據記載，僅北平、大寧、宣府三個衛所，一年內就多了七千四百多對蒙漢夫妻，如此看來，這種強制又帶獎勵的通婚，讓蒙古女子不得不走出原來的部落圈子，融入漢人家庭。

她們的孩子從小在漢人環境里長大，慢慢就分不清誰是胡種誰是漢兒了，北方邊防的番漢隔閡也少了很多。

溫和的政策也需要鐵腕來護航，不然很容易出亂子，洪武二十三年，大將軍藍玉北征，在捕魚兒海俘虜了元主次子和妃嬪以下十萬人。

凱旋的路上，藍玉喝醉了，強行讓兩名蒙古王妃侍寢，導致其中一人投井、一人自刎，消息傳到南京，朱元璋氣得不行，親筆寫下手詔，說藍玉忘了詔令狂妄行事，斷了他的根本。

隨后就把藍玉抓回京城，打了八十杖后斬首示眾，還讓史官把這件事寫進《大誥》里，頒布天下警示所有人。

毫無疑問，朱元璋這是殺一儆百，哪怕是立了大功的功臣，只要碰了民族政策的紅線，也必須死，從那以后，邊將再也沒人敢凌辱蒙古女子，朝廷“以德懷遠”的招牌才算真正立住了。

對于留在南京的元室近支婦女，朱元璋還專門設了“柔遠局”來安置，象征性地保留她們的爵位，給優厚的俸祿，皇后級別的每年給三百石米、二百匹絹，相當于正二品官員的待遇。

還允許她們在宅子里立白馬祠祭天，但祭器和樂舞不能超過規制，要是和漢人通婚，還得報禮部核準，這種“軟禁+俸養”的模式，不得不說想得很周到。

既讓這些前朝遺孀不用流落街頭，保住了體面，又把她們放在京城眼皮底下，成了展示新皇寬仁的活標本。

后來永樂皇帝遷都北京，這些人的后裔慢慢融入了南京市井，現在南京江寧、六合一帶的“達子營”“韃子廟”等地名，還能找到當年的痕跡。

從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年，官方戶籍里的“蒙古女戶”從三十二萬降到了不足八萬，這不是說這些人消失了，而是通過通婚、改姓，她們被重新編入了民籍、軍籍或是匠籍，徹底成了大明子民。

她們帶來的畜牧技術、毛紡工藝和草原藥材，也悄悄豐富了漢地的經濟，而且這種融合還帶來了文化上的影響，我們現在說的“胡同”“把式”“薩其馬”這些詞，都是從蒙語借過來的。

明代女性流行的“比甲”，也是源自蒙古的“辮線襖”，改良后成了漢人常穿的衣服，就連蒙古的收繼婚俗，也因為《大明律》的禁止，慢慢被漠南蒙古諸部廢除了，算是一種文化上的反噬。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評價說，朱元璋用婚姻改變敵人的血統，用衣冠改變敵人的外形，不屠一座城，不殺一個婦女，就把百年的異族習俗，都變成了華夏之民的習俗。

這就是兵家最高境界的無形之戰，這個評價很中肯，朱元璋不用刀兵，卻讓敵人的血脈和記憶在溫柔鄉里慢慢消散。

比起成吉思汗的屠城滅種，這位農民出身的皇帝，用更聰明的方式完成了復仇，他把敵人的后代變成了自己人，甚至讓她們在大明的祠堂里，和朱家子孫一起享受后世香火。

三十萬蒙古女子的處置，不僅解決了明初的一個大難題，更推動了蒙漢民族的深度融合，為后世多民族國家的治理提供了寶貴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