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張掖區長冒死收留十幾個落難紅軍

1937年3月，紅西路軍總部干部團政治處主任徐一新在一場激戰中身負重傷，與身邊戰友被敵軍沖散，孤身一人輾轉流落至甘肅張掖的紅灣寺南山一帶。當時他傷口潰爛發炎，疼痛難忍，又無糧無水，餓暈了過去，被正在山中放羊的張老漢發現。張老漢見徐一新雖衣衫襤褸卻身形挺拔，身上帶著槍傷，又聽他說起自己是紅軍戰士，當即動了惻隱之心，全然不顧自身安危，決定出手相救。

張老漢將徐一新藏到自己在山中搭建的臨時窩棚里，這處窩棚隱蔽在密林深處，遠離大路，不易被敵軍發現。窩棚內雖簡陋，卻能遮風擋雨，張老漢每日往返于家中與窩棚之間，偷偷帶來干糧、粗糧和干凈飲水，供徐一新充饑解渴。得知徐一新傷口嚴重，張老漢又上山采集中草藥，搗碎后幫他敷在傷口上，還找來干凈布條為他包扎換藥。

那段時間，馬步芳部隊時常到南山一帶搜捕失散紅軍，每次聽到山下傳來敵軍的腳步聲和呵斥聲，張老漢便讓徐一新藏好，自己則假裝在附近放羊，出面應付盤問，靠著山中百姓的身份和嫻熟的應對，一次次幫徐一新化險為夷。在張老漢的悉心照料下，徐一新的傷勢逐漸好轉，就這樣在窩棚里養傷月余，身體慢慢恢復了元氣。

傷勢稍好后，徐一新深知不能長久拖累張老漢，便向其辭行，決心尋找隊伍或是前往延安，向黨中央匯報紅西路軍的情況。張老漢再三叮囑他路上小心，又將家中僅存的干糧打包好塞給他，還為他指明了下山的安全路線。徐一新辭別張老漢，一路小心翼翼避開敵軍哨卡，行至白水泉附近時，體力早已透支，又餓又累，只能靠在路邊休息。恰好此時，放牧青年屈大成趕著羊群經過此地，發現了虛弱不堪的徐一新。

屈大成常年在白水泉一帶放牧，對周邊地形和敵軍哨卡分布十分熟悉，他見徐一新身上有傷，談吐不凡，便主動上前詢問，得知對方是失散的紅軍干部后，沒有絲毫猶豫，立刻從隨身攜帶的皮囊里拿出干糧和羊奶，讓徐一新充饑解渴。看到徐一新的傷口還在滲血，屈大成想起自己身上帶著一塊麝香，當地牧民常用麝香療傷止血，效果甚好，當即取出麝香，細心地幫徐一新敷抹在傷口處，又用干凈羊毛幫他重新包扎。

考慮到天色漸暗，周邊常有敵軍巡邏，屈大成擔心徐一新獨自趕路會遭遇危險，便提出先帶他回家暫住，等風頭過后再做打算。徐一新稍作遲疑便答應下來，隨后屈大成攙扶著他，趁著夜色出發，憑著對地形的熟悉，繞開敵軍多處明哨暗卡，一路小心翼翼往家中趕。彼時夜色深沉，山路崎嶇難行，屈大成既要照顧負傷的徐一新，又要留意周邊動靜，走走停停，直到深夜才將徐一新安全帶回自己家中。

屈大成的家人得知徐一新的身份后，同樣沒有絲毫畏懼，連忙騰出家中最好的一間偏房讓他住下，每日為他準備熱飯熱菜，悉心照料起居。但好景不長，沒過幾日，馬步芳部隊便開始在周邊村落大規模搜捕失散紅軍，挨家挨戶清查，風聲越來越緊。屈大成一家深知，家中藏著紅軍絕非長久之計，一旦被發現，全家都將難逃厄運，經過商議，決定將徐一新轉移到高臺紅崖子的表兄萬生榮、王立基家中，那里地處偏僻，敵軍搜捕相對寬松，更為安全。

隨后，屈大成親自護送徐一新前往紅崖子，萬生榮和王立基得知徐一新是紅軍干部，又知曉屈大成一家的難處，當即爽快答應收留。在紅崖子的日子里，萬生榮、王立基二人輪流照料徐一新，為他尋醫問藥，補充營養，還幫他打探外界消息，了解紅軍隊伍和黨中央的動向。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徐一新的傷勢徹底痊愈，身體也恢復如初，心中尋找黨中央的念頭愈發強烈，當即向眾人提出要前往延安的想法。

得知徐一新要遠赴延安，萬生榮、王立基以及周邊相識的周占熊、王尚敏、趙財寶等人都十分支持。他們知道延安路途遙遠，一路上需要盤纏和干糧，便紛紛慷慨解囊，有的拿出家中積攢的銀元，有的湊出糧食和布匹，很快便為徐一新籌集好了足夠的路費和路上所需的物資。考慮到路途艱險，敵軍關卡林立，徐一新獨自前往太過危險，屈大成主動提出，由他親自護送徐一新前往延安，眾人都十分贊同，又幫二人準備了更多干糧和御寒衣物。

1937年11月，一切準備就緒，屈大成護送著徐一新踏上前往延安的路途。彼時全國抗戰已全面爆發，沿途依舊戰火紛飛，敵軍哨卡密布，二人不敢走大路，只能專挑偏僻的山路、荒野穿行，晝伏夜出，躲避敵軍盤查和地方武裝的騷擾。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餓了就啃干糧，渴了就喝山泉，夜里便躲在山洞或柴草堆里休息，遇到敵軍搜捕時，便藏在草叢或密林里，數次身陷險境，都靠著屈大成的機智和對地形的熟悉化險為夷。歷經兩個多月的千辛萬苦，跨越千里路程，二人終于順利抵達延安，見到了黨中央的領導同志。

抵達延安后，徐一新向組織詳細匯報了紅西路軍征戰河西的經歷，以及自己被張老漢、屈大成等百姓救助的全過程，對屈大成一路護送的恩情感念不已。后來，經徐一新介紹，屈大成順利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系統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學成后投身革命工作，在不同崗位上為革命事業貢獻力量，這段河西百姓與紅軍的情誼，也成為他一生難以忘懷的記憶。

幾乎在南山牧民營救徐一新的同一時期，民樂縣沐化區境內，時任沐化區區長的孫振鐸，也在冒著生命危險，營救著一批又一批失散掉隊的紅軍戰士。1937年的民樂縣，同樣被馬步芳部隊和地方民團牢牢掌控，境內四處設卡，嚴查過往人員，但凡發現形跡可疑、口音不符者，一律扣押盤問，不少失散紅軍在此地被抓，處境十分兇險。孫振鐸身為沐化區區長，手握一定職權，卻也時刻處于敵軍和民團的監視之下，收留紅軍的風險遠勝于普通百姓，但他深知紅軍是為百姓謀幸福的隊伍，面對失散紅軍的絕境，始終堅守本心，決心盡己所能提供幫助。

為了營救失散紅軍，孫振鐸先是暗中聯絡區內可靠的鄉鄰和下屬，讓他們留意流落境內的紅軍戰士，一旦發現便第一時間向他匯報，再由他統籌安排接應。得知有紅軍失散將士的消息后，孫振鐸會親自帶人悄悄前往接應，避開巡邏的敵軍和民團，將紅軍戰士秘密轉移至自己家中。他家房屋院落較大，且有多處隱蔽的隔間和地窖，十分便于藏匿，為了不引人注意，他將收留的紅軍分散安置，避免集中居住暴露目標。

對于藏在家中的紅軍戰士，孫振鐸面面俱到悉心照料，每日供給充足的衣食，確保眾人能吃飽穿暖。針對負傷的紅軍，他專門托人前往縣城或外地采購藥品，還找來當地懂醫術的郎中上門醫治，為傷員清洗傷口、敷藥包扎，盡全力幫他們調理身體。當時紅軍失散將士大多衣衫襤褸，孫振鐸便拿出自家和親友的衣物，讓他們換上干凈合身的便服，便于后續轉移時掩人耳目。

隨著收留的紅軍越來越多，孫振鐸深知，長期藏在家中并非長久之計，一旦被察覺，不僅自己性命難保，這些紅軍戰士也會再次陷入險境。為此，他制定了分批護送轉移的計劃，先打探清楚周邊敵軍哨卡的分布和換崗規律，再聯系可靠的向導，根據紅軍戰士的身體狀況和目的地，分批次護送他們離開沐化區。對于傷勢較輕、體力尚可的，便護送他們前往鄰縣的紅軍地下聯絡點；對于傷勢較重、行動不便的，便先留在家中養傷，待身體好轉后再安排轉移；對于想要前往延安尋找黨中央的，便為他們指明安全路線，湊足盤纏，確保他們能順利趕路。

每一次護送轉移，孫振鐸都親自規劃路線，反復叮囑向導注意事項，還會提前派人打探沿途情況，排除風險。有幾次護送途中遭遇敵軍巡邏隊，向導靠著孫振鐸提前安排的應對之策，謊稱是走親戚的百姓，成功蒙混過關。就這樣，孫振鐸先后營救失散掉隊的紅軍共計十余名，每一名都被他妥善安置、悉心照料，最終安全護送轉移，沒有一人因他的收留而暴露身份。

彼時有人勸孫振鐸，身為區長，何必冒著丟官甚至殺頭的風險收留紅軍，一旦被舉報，后果不堪設想。但孫振鐸始終不為所動，他說，紅軍戰士為了打仗救國，拋頭顱灑熱血，如今落難，自己身為中國人，沒有理由見死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