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原公安局局長楊帆的夫人，見到丈夫后：怎么成了瘋老頭了

1950年2月17日，冬雨敲在上海外灘的石階上，三十八歲的楊帆披著大衣走進市公安局大樓，一封剛剛譯出的密電擺在他面前。那天夜里，他率隊搗毀隱藏在靜安寺附近的一座秘密電臺，抓到了負責聯絡的特務劉全德。幾個月后，人們才知道這一步棋阻止了一場針對陳毅市長的暗殺。

要說楊帆的公安嗅覺，并非一朝練就。1932年，他考入北大文學院，四年后從戲劇評論跨入地下斗爭。1939年春，他將大批藥品和進步書籍送進皖南，隨后留在新四軍軍部當秘書。皖南事變突圍時，楊帆差點丟了命，后來寫下《皖南突圍紀》，在華中黨內傳閱極廣。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為副局長，1950年轉正。

誰都沒料到風云翻轉來得這樣快。1953年，他在蘇聯動顱內腫瘤切除手術，回國休養。1954年冬夜，局里一通電話把他叫走——“北京開會，有要事商量。”家中廚房還有未拆封的年貨，夫人李瓊以為丈夫最多幾天就回。

那通電話后，楊帆再沒出現在上海街頭。隨后傳出的卻是“涉嫌包庇特務”的指控，罪責直指1950年“二·六”轟炸案。楊帆解釋，利用俘獲特務搞反情報，是華東局批準的行動，案子也是公安局破的。然而調查組認定：“涉嫌通敵”。關押地點先是京郊，后換幾處監所，長達十年預審。1965年8月，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獄中日子硬得像墻皮。他把牢房里能找到的書統統讀遍，《馬恩全集》《黑格爾邏輯學》甚至一本《氣功療法》；每天打坐、吐納，十三年沒斷。對審訊，楊帆一句話反復：“我是革命者，不是內奸。”可最難熬的，不是鐵窗，而是接連傳來的噩耗——父母、姐姐、幼子先后病故；家里剩下六個孩子，全靠李瓊單扛。

李瓊在新四軍就和楊帆結成伴侶，她太了解丈夫的脾氣：要么徹底服罪，要么寸步不讓。她選擇相信后一種可能。1960年代，她每月寫信給有關部門，先講孩子讀書，再提丈夫健康，字字平實。后期聯系斷了，她無從得知楊帆身處何方，只能守著上海老宅。

1976年之后，形勢起了變化。李瓊又開始四處投遞申訴材料，武漢、北京、上海，誰的信箱能塞就塞。1978年11月，一張蓋著湖北省公安廳公章的薄紙寄到上海——楊帆在荊江農場勞動。

一周后，五十九歲的李瓊帶著么兒輾轉三十多個小時來到荊江。初冬的農場寒風呼號，楊帆穿著打補丁的棉襖，頭發亂得像枯草，目光飄忽。李瓊叫他：“老楊，我和孩子來了。”楊帆瞇眼看了半天，淡淡一句：“你們是誰？”那口氣像刀子，直割心頭。李瓊暗自咬牙：必須把人救出去。

當晚，她趕往武漢，把情況面呈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陳丕顯當年在上海即認識楊帆，聽完當即指示：“先治病，再說其他。”十天后，楊帆住進武漢同濟醫院。檢查結果讓醫生皺眉：久病、營養不良、創傷后應激，外加術后遺留問題，若再拖，神智恐難恢復。

中組部很快接手。1979年初春，楊帆被護送回上海華東醫院。為了避免他產生被審視的壓力，家里幾個孩子輪流穿護士服陪護，病房里每天放舒伯特的小夜曲。溫度、光線、飲食都按精神科建議調整。三個月后，楊帆第一次完整喊出“大女兒”的名字，那一刻，李瓊退出病房，狠狠抹了把淚。

1982年8月，潘漢年獲平反。檔案再檢，一條條指控被推翻。次年8月，中央正式下文，恢復楊帆原有級別待遇，補發工資、職務津貼，判決書中“內奸、特務”字樣刪除。楊帆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與其說是撥云，不如干脆讓云散了算。”

1985年12月，六十三歲的楊帆正式離休。那天，他把當年《皖南突圍紀》的手稿交給上海市檔案館，囑咐工作人員：“留給后來人自己看。”1999年2月20日，楊帆在華東醫院病逝，享年八十七歲。李瓊陪在床頭，握住丈夫已冰涼的手，沒有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