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7日,冬雨敲在上海外灘的石階上,三十八歲的楊帆披著大衣走進市公安局大樓,一封剛剛譯出的密電擺在他面前。那天夜里,他率隊搗毀隱藏在靜安寺附近的一座秘密電臺,抓到了負責聯絡的特務劉全德。幾個月后,人們才知道這一步棋阻止了一場針對陳毅市長的暗殺。
要說楊帆的公安嗅覺,并非一朝練就。1932年,他考入北大文學院,四年后從戲劇評論跨入地下斗爭。1939年春,他將大批藥品和進步書籍送進皖南,隨后留在新四軍軍部當秘書。皖南事變突圍時,楊帆差點丟了命,后來寫下《皖南突圍紀》,在華中黨內傳閱極廣。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為副局長,1950年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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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沒料到風云翻轉來得這樣快。1953年,他在蘇聯動顱內腫瘤切除手術,回國休養。1954年冬夜,局里一通電話把他叫走——“北京開會,有要事商量。”家中廚房還有未拆封的年貨,夫人李瓊以為丈夫最多幾天就回。
那通電話后,楊帆再沒出現在上海街頭。隨后傳出的卻是“涉嫌包庇特務”的指控,罪責直指1950年“二·六”轟炸案。楊帆解釋,利用俘獲特務搞反情報,是華東局批準的行動,案子也是公安局破的。然而調查組認定:“涉嫌通敵”。關押地點先是京郊,后換幾處監所,長達十年預審。1965年8月,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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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日子硬得像墻皮。他把牢房里能找到的書統統讀遍,《馬恩全集》《黑格爾邏輯學》甚至一本《氣功療法》;每天打坐、吐納,十三年沒斷。對審訊,楊帆一句話反復:“我是革命者,不是內奸。”可最難熬的,不是鐵窗,而是接連傳來的噩耗——父母、姐姐、幼子先后病故;家里剩下六個孩子,全靠李瓊單扛。
李瓊在新四軍就和楊帆結成伴侶,她太了解丈夫的脾氣:要么徹底服罪,要么寸步不讓。她選擇相信后一種可能。1960年代,她每月寫信給有關部門,先講孩子讀書,再提丈夫健康,字字平實。后期聯系斷了,她無從得知楊帆身處何方,只能守著上海老宅。
1976年之后,形勢起了變化。李瓊又開始四處投遞申訴材料,武漢、北京、上海,誰的信箱能塞就塞。1978年11月,一張蓋著湖北省公安廳公章的薄紙寄到上海——楊帆在荊江農場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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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五十九歲的李瓊帶著么兒輾轉三十多個小時來到荊江。初冬的農場寒風呼號,楊帆穿著打補丁的棉襖,頭發亂得像枯草,目光飄忽。李瓊叫他:“老楊,我和孩子來了。”楊帆瞇眼看了半天,淡淡一句:“你們是誰?”那口氣像刀子,直割心頭。李瓊暗自咬牙:必須把人救出去。
當晚,她趕往武漢,把情況面呈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陳丕顯當年在上海即認識楊帆,聽完當即指示:“先治病,再說其他。”十天后,楊帆住進武漢同濟醫院。檢查結果讓醫生皺眉:久病、營養不良、創傷后應激,外加術后遺留問題,若再拖,神智恐難恢復。
中組部很快接手。1979年初春,楊帆被護送回上海華東醫院。為了避免他產生被審視的壓力,家里幾個孩子輪流穿護士服陪護,病房里每天放舒伯特的小夜曲。溫度、光線、飲食都按精神科建議調整。三個月后,楊帆第一次完整喊出“大女兒”的名字,那一刻,李瓊退出病房,狠狠抹了把淚。
1982年8月,潘漢年獲平反。檔案再檢,一條條指控被推翻。次年8月,中央正式下文,恢復楊帆原有級別待遇,補發工資、職務津貼,判決書中“內奸、特務”字樣刪除。楊帆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與其說是撥云,不如干脆讓云散了算。”
1985年12月,六十三歲的楊帆正式離休。那天,他把當年《皖南突圍紀》的手稿交給上海市檔案館,囑咐工作人員:“留給后來人自己看。”1999年2月20日,楊帆在華東醫院病逝,享年八十七歲。李瓊陪在床頭,握住丈夫已冰涼的手,沒有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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