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 E17下，中日如何借助臨床數據互通撬動全球市場

2025年10月27日出版，醫藥研發達人中文版“出海日本”第24期，系列C第七篇

? PMDA宇山佳明教授強調中日醫藥界相似性并提倡加大合作，如何利用兩國人群相近特征納入 MRCT 全球臨床開發作為議題，為年會定下合作基調。

? 圍繞 ICH E17 指南，各方展開討論。北京大學侯艷教授分析中日韓藥物臨床試驗與監管互認探索歷程，提出加強學術交流、構建協同機制及中日 MRCT方法學工作組等建議。

? 禮來朱超博士、羅氏呂玉真、安斯泰來王娜博士從跨國公司視角，闡述中日雙向多邊協作。中國本土Biotech/Biopharma公司應借鑒跨國企業的成功范例，在研發領域開展中日聯合臨床開發項目。在推進中日聯合臨床開發方面，這些跨國企業比中國本土Biotech/Biopharma公司積累了更悠久且豐富的經驗。

? 醫藥研發達人高野哲臣認為，除了武田、安斯泰來、第一三共這類總部位于日本的大型跨國日資藥企之外，眾多日本制藥企業對華依舊保持“過度保守”的態度，將業務重心鎖定在傳統日本、美國和歐洲市場。對于“出海中國”，絕大多數日本制藥公司仍然極為謹慎。

“如果我們看看坐在臺上的嘉賓，你能分得清誰來自中國，誰來自日本嗎？”在上周東京召開的第22屆DIA日本年會上，PMDA執行干部研究部門負責人宇山佳明教授在他組織的一個圓桌討論上笑著說：“我們彼此是如此相似，無論在人種、生活習慣、疾病模式、醫療實踐還是藥物研發上，因此我們應該加強合作?！庇钌郊衙魇侵袊t藥產業界的老朋友。

圖為 “加速將創新藥送達亞洲患者——從中日在全球同步開發中的合作視角”主持及講者

宇山佳明的發言，為整場年會定下了合作的基調。他進一步說，受近期到PMDA申報的中國公司熱情的感染，他作為DIA志愿者，組織了這場中日研討。如何借助中日兩國在人種和疾病特征方面的相似性，將中國和日本納入MRCT全球臨床開發體系，成為宇山佳明關注的熱點，同時也成為由中國食品藥品國際交流中心項目主管張鼎衡與PMDA亞洲培訓中心、二國間合作部部長遠藤步共同主持、圓桌主持人即DIA Fellow、亦弘商學院研究員、禮來亞洲基金風險合伙人蘇嶺博士所主持的China Town Hall中的議題。

圖為China Town Hall主持及講者

根據研發客“醫藥研發達人”的統計數據，截至目前，已有4款創新藥在日本獲批上市，同時，2023-2025年，超過19項日本制藥公司的新藥被中國藥監局獲批。就在年會同一周，中國的信達生物又與日本武田制藥圍繞IO及ADC療法達成了總交易金額最高可達114億美元的交易合作協議，進一步證明了中日醫藥合作的活力。

ICH E17框架下的中日對話

宇山佳明強調，隨著全球醫藥研發環境的不斷變化，中日兩國作為亞洲醫藥研發的重要力量，有必要在監管科學和臨床試驗設計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PMDA新藥審評第二部副首席審評官朝比奈泰子博士從監管視角出發，介紹了“中日醫藥開發合作相關情況”，希望促進中日兩國在藥品開發的合作，為亞洲乃至全球患者更快提供創新的藥品。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 侯艷教授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侯艷教授分析了中日韓三國在藥物臨床試驗與科學監管互認領域的十年探索歷程。她介紹說，盡管三國在監管互認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但由于不同國家監管機構在審評尺度與標準方面存在差異，監管互認的推進仍面臨較大挑戰。

“面對日益增長的行業需求，我們可以轉換思路，從學術交流角度尋求突破?！焙钇G建議說，“通過加強三國間學術交流，協作支持監管部門協同合作?！彼岢?，可以構建由大學牽頭，聯合醫院、產業界等多方參與的協同機制，在機制層面形成合力。

侯艷認為，MRCT正成為全球注冊的主流途徑，但產業界面臨若干挑戰，如如何有效利用全球數據用于中國的注冊申報?！爸袊幈O局藥品審評中心（CDE）發布的各項關于接受境外數據的指導原則重點關注基于MRCT數據的獲益-風險評估?！焙钇G說，“這些指導原則為跨國申辦人和監管機構提供了指引，用于評估整體證據和區域證據?！?/p>

她進一步提出，中日兩國在MRCT領域面臨類似的挑戰，如區域樣本量較小等。這為兩國合作創造了獨特的機會?！皬膶W術角度看，我們可以制定聯合的東亞數據合并策略，我們可以基于兩國在統計學方法或其他有效的區域效應估計方法上的優勢，建立一個中日MRCT方法學工作組?！?/p>

跨國公司視角：中日雙向、多邊協作機制

禮來中國醫學科學負責人、藥物發展與醫學事務中心朱超博士在年會上分享了關于全球同步研發的一些思考，特別是中日合作。他認為，出海日本可以率先由跨國公司開展，因為跨國公司在大型臨床試驗中擁有豐富經驗。“隨著把中日作為整體區域的研究合作開展，跨國公司在此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都可以為國內Biotech所借鑒?！彼嬖V研發客。

朱超通過三個實際案例來說明合作機遇。他說，在中國創新的藥品研發從過去依賴國外數據的全球橋接策略，轉向通過參與多區域臨床試驗來增加新的研發途徑。

“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敝斐f，“過去，中國通常要等到全球研發完成后，再開展本地橋接試驗以支持本地申報，這導致了中國患者在獲取全球藥品方面出現延遲。但今天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中國從一開始就成為全球研發的一部分。”

他列舉了MRCT中的合并策略與區域樣本量分配、在東亞地區同步申報和批準、東亞聯合開發項目以及協調監管要求的集體努力等合作機遇。通過具體案例，朱超展示了如何通過科學合理的樣本量分配、簡化和統一臨床申報資料以及東亞聯合開發等方式，實現中日兩國的研發合作與共贏。

羅氏藥品研發中國中心顧問 呂玉真

羅氏藥品研發中國中心顧問呂玉真認為，包括跨國公司如何在中國開展試驗的同時保持全球一致性是一個重要議題。她指出，多數跨國公司已將中國納入了超過50%的MRCT，有時會在中國和全球同步開展試驗。他們采取這種方式的共同基礎在于，在啟動中國試驗前，會仔細評估可能因不同醫療實踐、潛在種族差異等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

“經過評估，他們將中國納入全球開發計劃，因為中國市場容量大，而且在中國開展試驗仍是驗證療效、生成臨床證據以支持注冊的最有效方式?！眳斡裾嬲f，“不過，總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需要單獨開展中國試驗或區域試驗。因此，開展區域性試驗也有機會，例如東亞試驗仍很有價值?！?/p>

安斯泰來中國副總裁、開發部門負責人 王娜博士

安斯泰來中國副總裁、開發部門負責人王娜博士認為，中日合作已成為跨國企業布局亞洲不可或缺的計劃。她說，日本在基礎科研與高端技術方面實力雄厚，而中國則具備快速臨床執行、成本控制與創新藥早期開發的能力。兩者在疾病譜系、患者人群上也具有亞洲共性，為區域協同開發奠定了基礎。

“跨國公司普遍認為，中日合作不應停留在單向的技術或產品流動，而應構建雙向、多邊的協作機制?！蓖跄冉ㄗh，“具體方法包括共建聯合臨床研究中心，尤其在腫瘤、高發疾病領域推動同步研發；協調中日監管標準，實現數據互認與審評同步；以及借助中國的高效臨床開發體系與日本的科研深度，共同打造面向全球的‘亞洲新藥開發路徑’?！?/p>

她總結認為，中日之間若能突破傳統合作模式，形成資源互補、監管協同、市場聯動的深度合作生態系統，將有望共同引領亞洲乃至全球的醫藥創新浪潮。

中國公司出海日本的表現與挑戰

中國參會制藥企業包括復宏漢霖、石藥集團、信諾唯等已有具體項目在日本開展臨床試驗的公司。復宏漢霖全球藥政負責人李錦第一次參加DIA日本年會，她表示目前他們已有三個產品在日本推進臨床中，同時也招聘了大約6名當地員工。

“中國公司靈活、創新、有勇氣，非常想做事的熱情感染了我加入復宏漢霖?！必撠熑毡咀缘漠數刈钥偨浝砗＠显葑硬┦看饲霸谀硸|、禮來、羅氏等大藥廠工作過，她告訴研發客，中國公司的這些特質是創新高效的重要因素。但她也指出，一些中國公司的習慣、文化需要調整以適應日本市場。

信諾維首席技術官胡永韓博士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與安斯泰來達成合作的關鍵因素包括：雙方在胃癌靶點領域高度契合；基于安斯泰來已有的抗體平臺，信諾維的Claudin 18.2 ADC在親和力、穩定性及臨床前藥效等方面表現優異，能有效補足其在療效與安全性上的未滿足需求；安斯泰來在系統評估多個同類靶點產品后，認為信諾維的產品數據整體最優、差異化優勢明顯。從疾病需求看，亞洲市場對Claudin 18.2靶點藥物存在迫切臨床需求，安斯泰來作為管線布局全面的跨國藥企，正尋求在胃癌Claudin 18.2靶點領域實現全覆蓋，信諾維的產品恰與其戰略方向高度吻合。

胡永韓強調：“此次合作殊為不易。日本藥品監管審評標準極為嚴格。合作的達成，得益于信諾維產品在多個維度的卓越表現和雙方在戰略與愿景層面的深度共鳴。”

有其他中國企業代表認為，中國企業出海模式多樣，包括自建團隊自行開展臨床試驗（如百濟神州、海和藥業、復宏漢霖等）或授權許可（如和黃醫藥、亞盛醫藥、信達生物等）等。該專家建議采取綜合模式，針對早期產品選擇不同發展路徑，業務合作上提供從上游到下游的一體化配套服務，發展空間廣闊。但最大困難在于日本市場對國外企業的接受度，需借助當地合作伙伴溝通。部分日本企業傾向日語服務、解決細節問題。“有了文化信任、服務達標后，與當地伙伴合作推進更快更簡單?！痹撐恢袊髽I家說。

在CRO領域，國內諸如泰格醫藥、信華醫藥以及太美醫藥等CRO企業展現出活躍度。其中，泰格醫藥首次設置了展覽展位并成功組織了衛星研討會。眾CRO代表表示，最近咨詢他們到日本申報的中國公司越來越多，因此他們也正在開拓出海日本的服務業務。據悉，此次中國代表團規模龐大，約有40余位成員出席。

中日醫藥與新材料創新中心(CJMMIC)發起人許平博士指出，對于國內Biotech企業而言，與當地行業協會或監管機構建立有效對話機制很重要?！爸袊救裟芾脤I平臺與日本相關方交流，將如同獲得了一份精準的導航圖，能有效規避出海日本的風險與彎路?！彼嬖V記者。

DIA高級顧問植村昭夫博士認為，中國公司要想在日本獲得好的口碑，一定要言出必行，行為舉止都遵守當地的商業文化和習慣。“‘信賴感’是日本人最看重的的品質，請中國公司務必注意，如果有意開拓日本市場，你們的一切行為都會受到日本產業界的密切關注和評估。因此，需要充分理解日本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同時深入思考：中國的產品究竟能為日本患者帶來怎樣的臨床價值?！?/p>

期待日本也能積極“出海中國”

來自波士頓的投資專家TPG Life Sciences Innovations的布施伸一郎和王娜在他們的報告中不約而同的介紹了近年來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系統的快速崛起。

TPG Life Sciences Innovations 布施伸一郎

“中國醫藥創新正從跟跑者向價值輸出者轉變，我們的早期項目成為跨國公司的重要BD標的，這已成為全球藥物研發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王娜說。10月27日，安斯泰來宣布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國際醫藥創新公園設立首個中國創新研發中心。

相比之下，日本制藥產業在產業合作中顯得相對被動與滯后。長期往返中日產業界的第一三共高級顧問齋藤宏暢博士向研發客表示，中日制藥領域的合作中存在熱情的單向性的現象：中國公司展現出強烈的合作意愿與行動力，而日本企業則顯得相對保守。

“日本制藥產業必須深刻反思這一現狀?！饼S藤宏暢指出，“為何在擁有雄厚科研實力與諾貝爾級學術成果的背景下，卻在產業合作中步履遲緩？這是源于市場定位的保守，是對國際協作戰略的重視不足，還是產業轉化機制存在短板？”

醫藥研發達人主編、t2T Healthcare股份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高野哲臣也表示，除了武田、安斯泰來、第一三共這類總部位于日本的大型跨國日資藥企之外，眾多日本制藥企業對華依舊保持“過度保守”的態度，將業務重心鎖定在傳統日本、美國和歐洲市場。對于“出海中國”，絕大多數日本制藥公司仍然極為謹慎。

為此，布施伸一郎提出了振興日本的8項改革建議，包括打造“標桿性成功案例”、研發重磅藥物、借助美國人才流動性彌補管理人才的缺口、從美國歐盟籌集資金、加強日本國內CDMO和CRO基礎設施建設、挖掘日本制藥企業內在技術潛力、強調資本效率、政府不應優先考慮特定治療模式以及吸引美國/歐盟企業來日本開展首次人體試驗和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等。

鹽野義制藥中國副總經理、新藥開發負責人 水野博道

在日本公司振興創新，對外發展戰略藍圖中，除了他們看重的歐美市場——到中國去，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鹽野義制藥中國副總經理、新藥開發負責人水野博道則談及日本企業在與中國臨床試驗機構合作時所采取的策略?！爸袊鶈T遼闊，醫療機構眾多，目前，中國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對GCP和MRCT的開展具有極大的熱情和專業度?！彼f。

石藥集團臨床開發負責人項安波博士發言。

針對日本制藥行業對中國臨床研究環境的關注以及計劃到中國發展的想法，擁有十多年日本工作經驗的石藥集團臨床開發負責人項安波博士，以日語向會場的日本企業分享了在中國臨床試驗患者招募等方面的經驗。首先，加速首位患者入組：在Site Start-Up階段，采取各項工作并聯的方法?？梢赃x擇可以優先倫理的牽頭醫療機構，同步向CDE和倫理委員會遞交資料，并根據方案的要求提前儲備患者。比如需要用標準治療多久以后無效的、使用了其他藥物需要洗脫的等等，提前做好準備。并做好合同簽署及備藥，獲得CDE批準后立即召開啟動會，進行對象患者的知情、篩選和檢查。

其次，通過以下途徑招募更多患者：一是醫療機構協作：醫院內部推動責任科室與相關科室聯合推薦（如麻醉鎮痛劑試驗，與外科、婦科等合作），外部尋求參研中心與基層醫院協作推薦。二是利用患者組織：通過微信群宣傳教育患者及家屬，采用ePRO和DCT減輕患者就醫負擔。三是利用數據庫：整合電子病歷和區域健康記錄，高效精準篩選合適患者。“首位患者首次給藥時，項目團隊成員（包括QA、醫學經理、項目經理、CRA等）會赴現場評估流程，發現問題立即改進。”

與會幾家日本傳統企業表示，通過眾多來自中國的專家介紹以及在為期三天的DIA日本年會上了解到的中國各項改革與變化，他們對未來向中國發展開始有了信心。

第22屆DIA日本年會China Town Hall及部分中國亮點（上下滑動查看）

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食品藥品審核查驗中心高級檢查員呂術超線上發表題為“新技術賦能創新藥臨床試驗檢查：推動質量飛躍”的演講。她介紹了NMPA如何運用數字化與智能化技術提升臨床試驗的監管效率與質量。CFDI正通過智能檢查管理平臺和AI輔助工具，實現藥品檢查任務的統一調度與風險評估自動化，推動監管體系從制度化向智能化升級，以科技手段保障創新藥的高質量發展。

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徐徠以“源頭創新 鏈聚全球——浦東加快建成世界級生物醫藥產業集群”為題，展示了浦東在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建設方面的實踐成果。她介紹，浦東生物醫藥產業年產值已突破4400億元，成為全國創新藥研發和臨床試驗的重要高地。她強調，浦東正通過制度創新、跨境研發便利化和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打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生態系統，目標不僅是成為中國創新高地，更要成為全球開放與合作的前沿陣地。

復宏漢霖全球藥政負責人李錦與負責公司日本注冊的當地注冊總經理海老原惠子博士

泰格醫藥中國與日本團隊首次亮相DIA日本年會并布展。圖為會后泰格醫藥中日團隊合影留念。

泰格醫藥團隊在DIA日本年會上設置衛星會。泰格醫藥副總裁、解決方案部負責人孫麗霞女士受邀出席，在衛星會上發表題為《解鎖中國真實世界證據（RWE）的機遇》的報告。

CJMMIC協助中國企業理解日本市場的需求特點和法規要求，推動中日雙方在醫藥研發、臨床試驗以等多個環節的合作。

上海捷信醫藥、信華醫藥團隊在DIA日本年會上與DIA的全球CEO Marwan Fathallah博士（圖中）合影。

研發客、醫藥研發達人團隊合影

預告：

高野哲臣撰寫的系列A《日本的臨床試驗和藥品市場》第九篇《推進DCT，日本有哪些措施？（下篇）》預計于2025年11月上旬發行。

致謝

我們衷心感謝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上海市生物醫藥科技產業促進中心、泰格醫藥作為本欄目聯合主辦單位，并給予我們寶貴的建議和支持。

第一節 胃癌

常用細胞系（株）：

MKN-45，SGC-7901，AGS，NCI-N87，SNU-16，MGC-803

常用動物模型：

胃癌腹膜轉移小鼠模型（本質上還是一個移植瘤模型）

第二節 肺癌

常用細胞系（株）：

A549，H460，H146，A-427，SPC-A1，H838，HCC827

常用動物模型：

非小細胞肺癌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原發肺癌小鼠模型（A/He，C3H/He）

第三節 乳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ER陽性：MCF7，T-47D ，ZR-75-1

ER陰性：MDA-MB-231，SK-BR-3，MDA-MB-453，HCC1954

常用動物模型：

小鼠人乳腺癌移植瘤模型

原發乳腺癌小鼠模型（A系小鼠，C3H，CBA）

原發乳腺癌大鼠模型（Wistar）

轉HER2/neu小鼠模型

轉MMTV-PyMT小鼠模型

第四節 肝癌

常用細胞系（株）：

HepG2，SMMC-7721，Hep3B，J5

常用動物模型：

小鼠人肝癌移植瘤模型

轉HBX小鼠模型

原發肝癌小鼠模型（C3H/He/Ola）

第五節 宮頸癌

常用細胞系（株）：

HeLa，HCC-94，MEG-01，MS751，HCE-1

常用動物模型：

小鼠人宮頸癌移植瘤模型

第六節 結腸癌

常用細胞系（株）：

CT26，HCT-8

常用動物模型：

結腸癌全身轉移動物模型

第七節 淋巴癌

淋巴癌按照大類分成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霍奇金淋巴瘤常用細胞系（株）：

L-428，L1326

非霍奇金淋巴瘤常用細胞系（株）：

伯基特淋巴瘤（Raji，Daudi）

濾泡型淋巴瘤（WSU-FSCCL）

GCB型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SUDHL4，Farage）

ABC型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TOLEDO，Karpas422）

皮膚T細胞淋巴瘤（HuT-78）

T淋巴細胞白血病（Jurkat）

套細胞淋巴瘤（Jeko-1）

NK/T細胞淋巴瘤（SNK-6）

常用動物模型：

異種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P53-/-小鼠模型

第八節 卵巢癌

常用細胞系（株）：

Caov-3，PA-1，Skov-3

常用動物模型：

卵巢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九節 甲狀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BC-PAP，TPC-1

常用動物模型：

甲狀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節 鼻咽癌

常用細胞系（株）：

人鼻咽高分化鱗狀細胞癌細胞系（CNE-1）

人鼻咽癌低分化鱗狀細胞癌細胞系（CNE-2，HNE1-3，HONE-1，SUNE-1）

常用動物模型：

鼻咽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一節 頭頸癌

常用細胞系（株）：

HN-5，UMSCC

常用動物模型：

頭頸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二節 食道癌

常用細胞系（株）：

TE-1，Eca109，EC109

常用動物模型：

食道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三節 腎癌

常用細胞系（株）：

HRC-A498，786-0，Caki-1，ACHN，OS-RC-2

常用動物模型：

腎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四節 膽管癌

常用細胞系（株）：

HUCCT1，RBE，HCCC-9810，CCLP-1

常用動物模型：

膽管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十五節 胰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AsPC-1，BxPC-3，Capan-1，Capan-2，CFPAC-1，HPAC，HPAF-2，Hs-766T，MIA-Paca2，PANC-1，SU.86.86

常用動物模型：

胰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

轉Ras小鼠模型

第十六節 神經腫瘤

常用細胞系（株）：

人神經母細胞瘤細胞（SK-N-AS，SH-SY5Y）

人腦膠質瘤細胞（BT325，SHG-44）

人神經膠質瘤細胞（U87，U373，H4）

腦干膠質瘤細胞（LN229）

常用動物模型：

移植瘤模型

第十七節 骨肉瘤

常用細胞系（株）：

143B，SW1353，SaOS-2，U2OS，MG-63

常用動物模型：

p53+/-小鼠模型

骨肉瘤移植瘤模型

第十八節 皮膚癌

常用細胞系（株）：

黑色素瘤（B16F10，B16BL6，B78D4，SK-MEL-5，SK-MEL-28，SK-MEL-31，MeWo，WM3734）

非黑色素瘤（SCC細胞株：SCC-13，HSQ-89，HSC-2，SCL-1；BCC細胞株：A431，TE-354-T）

常用動物模型：

移植瘤模型

第十九節 膀胱癌

常用細胞系（株）：

5637、T24

常用動物模型：

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

第二十節 前列腺癌

常用細胞系（株）：

LNCaP、PC-3、DU145

常用動物模型：

前列腺癌異體移植瘤小鼠模型

長三角肺癌協作組

為了響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推動肺癌規范化診治及創新研究，2019年12月底，由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東部戰區總醫院、中國科學院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等40余家來自江、浙、滬、贛、皖地區的醫療機構，共同成立“長三角肺癌協作組”，英文名：Yangtze River Delta Lung Cancer Cooperation Group（East China LUng caNcer Group），簡稱ECLUNG。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腫瘤科陸舜教授說，臨床醫學的進步往往離不開創新研究，而在肺癌診治領域中，依然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就包括對非小細胞肺癌和小細胞肺癌的研究。本協作組是由長三角地區47家具有一定肺部腫瘤診療及臨床轉化研究實力的醫療單位聯合組成，是一個研究型、非盈利性學術團體。成立協作組的目的，是通過設計、開展胸部腫瘤研究領域的多中心臨床試驗及轉化研究，特殊病例多中心會診等，為胸部腫瘤臨床實踐提供高級別的循證醫學證據，促進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的診療、轉化研究的創新性及前沿性，提高東部地區胸部腫瘤的診治水平和國際影響力。

長三角肺癌協作組青年專家委員會

長三角肺癌青年專家委員會是長三角地區中青年胸部腫瘤醫生交流，學習，分享的重要平臺，其前身是2021年1月成立的ECLUNG青年博士團隊，2021年6月改名長三角肺癌協作組青年專家委員會，簡稱ECLUNG YOUNG。這些中青年胸部腫瘤醫生都是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胸部腫瘤領域最為活躍的群體，他們思維敏捷，想法多樣，交流直接，易于溝通，緊跟時代，是我國胸部腫瘤界未來的骨干力量。

ECLUNG共識/指南系列

隨著ECLUNG青委會推出首部全國專家共識《中國實體瘤NTRK融合基因臨床診療專家共識》后，系列國際/全國專家共識/指南陸續推出，并相繼在Innovation，Cancer，Thorac Cancer等國際知名期刊發表。這些為胸部腫瘤臨床實踐提供高級別的循證學依據，促進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診療、轉化研究的創新性及前沿性，提高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的診治水平和國際影響力。作為長三角地區胸部腫瘤研究最具影響力的新生代組織，ECLUNG青委會把中國胸部腫瘤臨床試驗轉化研究長三角模式探索作為奮斗的事業，迎難而上作為中國胸部腫瘤臨床試驗轉化研究長三角模式探索的方向標，ECLUNG新生代結合時代背景在未來四十年時間選擇迎難而上，勇于向各種艱難困苦挑戰和亮劍。

長三角肺癌與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CP）的故事

萌芽階段

中國抗腫瘤新藥臨床試驗開始于1960年，1983、1986和1990年，衛生部就在臨床和科研條件較好的醫療機構中，分別指定了三批臨床藥理基地。

產生階段

GCP的產生是臨床試驗發展史上跨時代的大事。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頒布了《世界衛生組織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指南》（WHO-GCP），這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明確以GCP命名的文件。從那個時候起，關于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的法規，統稱為GCP。

1996年5月，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ICH）頒布的ICH-GCP（E6）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代表了國際公認的臨床試驗操作規范標準，也是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必須遵循的GCP準則。自此，GCP國際化進程的大幕正式開啟。

GCP的產生提高了臨床試驗操作規范性要求，促使了臨床試驗的社會化分工，產生了以合同研究組織（CRO）和機構管理組織（SMO）為標志性的商業組織，以及臨床研究監查員（CRA）和臨床研究協調員（CRC）為標志性的從業人員，從而誕生了臨床試驗行業。

機構動員試驗多方人員共同參與及相互配合，形成了研究人員-臨床研究協調員（CRC）-臨床研究監查員（CRA）-質控專員-項目管理員反饋整改互動模式，對臨床試驗產生的大量源數據進行實時質控。

2004年我國參加的第1個TKI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INTEREST（2004年4月正式啟動，2006年底結束入組）。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孫燕院士；北京協和醫院李龍蕓教授；廣東省人民醫院吳一龍教授；上海胸科醫院廖美琳教授；復旦大學腫瘤醫院蔣國梁教授

Lancet（INTEREST）

LancetGefitinib versus docetaxel in previously tre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INTEREST）: a randomised phase III trialMei-lin Liao（2008）

發展階段

里程碑事件包括： ①國家藥監局于1999年成立，建立起一只專業化的藥品監管隊伍，以及史上最嚴的數據核查要求“722事件”；

②GCP的頒布與更新，2017年正式加入ICH，從有法可依到國際視野；

③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MAH）讓新藥研發企業大量涌現；

④從十一五開始，國家科技部和衛健委共同參與的“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明確支持醫院GCP平臺建設，與新藥研發的市場屬性相比更具社會功能屬性；

⑤2021年CDE頒布的《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抗腫瘤藥物臨床研發指導原則》引發劇烈社會反響，也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表態。

CheckMate 816是全球首個獲得EFS和pCR陽性結果的免疫聯合化療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3期臨床試驗， 作為CheckMate 816試驗的指導委員會成員、中國區PI，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陸舜教授從設計階段就參與了該研究。

N Engl J Med（CheckMate 816）

N Engl J MedNeodjuvant nivolu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resectable lung cancerShun Lu（2022）

中國創新藥往事

1.改革開放、實現人才積累：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隨后于1980年開始大批中國學子逐步開始走出國門留學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過二十多年的學習基本打下了初步創新人才的基礎積累，通過或在海外知名高校求學、或在跨國醫藥企業任職、或在醫藥相關組織工作，逐步積淀、厚積薄發；

2.中國入世、實現鏈接世界：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與世界建立了更加廣泛的正式的深度鏈接，自此中國經濟開始實現高速增長，為吸引海外留學人才回國，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條件及相關社會條件。自2003年開始，包括醫藥領域在內的諸多行業均有大批海外人才開始逐步回國創業（如加思科王印祥、貝達丁列明、百濟神州王曉東、薇諾娜郭振宇等等）。藥品研發創新是一個“十年磨一劍”的長期工程，通常需經過十年以上的積累，才能逐步結果；

3.政策破局、實現新藥破繭：2015年畢井泉入局藥監總局，大任擔當，開始大刀闊斧的藥審改革，以及至最終實現了《藥品管理法》的全面修訂，至此，為新藥研發創新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即引來全球資本的加持，新藥研發開始進入“百花盛放、百花爭艷”新時代。如果把中國的新藥研發創新，比作夜空中綻放的一束璀璨煙花，促成她需要三大階段：原材料的準備階段、制作過程及成品階段、甄別合格品及燃放階段。三個階段、三大要素，一個不能少、順序也不能顛倒。

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需要注冊、審批才能上市，企業在注冊批準過程中的所有努力，就是藥品研發。因此，國家注冊審批系列政策就是指揮棒，指引著藥品研發。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試圖梳理醫藥研發監管的變化歷程，通過數據透視政策對研發的影響，完整展現藥品研發的發展趨勢?；仡櫢母镩_放40年間的醫藥政策，從不完善到比較完善，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基于歷史的積淀。正如國家藥監局徐景和副局長所說：“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變革的動力，研究世界藥品監管史，我們就會發現它就是一部問題史。問題史就是變革史，就是成長史，就是進步史”。

改革開放前國家基本沒有認識到藥品的特殊性，雖然有相關的制度，卻并未得以執行。1963年衛生部、化工部、商業部聯合下達的《關于藥政管理的若干規定(草案)》，是我國第一個關于藥品管理的綜合性法規，確立了藥品新產品的管理原則；1965年衛生部、化工部聯合下達了《藥品新產品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是我國執行的第一個藥品新產品管理辦法。

從上述政策的發文單位（衛生部、化工部、商業部、國家科委）可以看出，我國藥品的管理工作尚未開成體系，還處于多頭管理階段。不僅如些，這些草案甚至還沒來得及貫徹實施，我國就進入了文化大革命階段。這期間一個個“新藥”、“新產品”橫空出世，無須臨床試驗，也無須藥政部門審批.....

1978年改革開放，醫藥行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會，走向了科學監管的漫漫長路。

這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藥政管理條例(試行)》，這是我國第一個真正得以執行的藥品管理辦法。1979年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局根據《藥政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聯合下達了《新藥管理辦法(試行)》，共16條內容，對新藥的分類、科研、臨床、鑒定、審批、生產到管理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規定，我國新藥研發開始進入新時期（但這個文件存在較嚴重的藥品審批權問題，地方仍有一定的新藥審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于1985年7月1日施行，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藥品管理制度。在此之前，都是采用國務院或政府部門規章制度的形式，這也是我國走向法治社會在醫藥領域的具體體現。1985年衛生部還根據《藥品管理法》頒布了《新藥審批辦法》，并同步施行。從此，新藥的審批管理進入到法制化階段。

1999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成立，藥品批準注冊的權限由地方集中到了國家藥監局。2002年《藥品注冊管理辦法》出臺，全國執行統一標準，醫藥監管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和完善的機構與體系，掀開了醫藥研發的新篇章，激發了企業的活力。但同時由于對藥品注冊理解的不成熟、注冊監管的寬松，全國藥企藥品注冊熱情高漲。根據統計，2005、2006年連續兩年藥審中心承辦的藥品注冊申請超過2萬個，2005年化藥和中藥的申報均超過1萬個受理號。直到2007年的藥品注冊核查才加強了藥品申報資料真實性的核查，并出臺了2007年版《藥品注冊管理辦法》來加強監管，才遏制住了企業狂熱的“注冊熱情”，進入了平穩發展階段。但藥物研發的不規范、不真實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同時藥品審評審批積壓問題嚴重，影響到了藥品創新的積極性。

直到2015年7.22臨床試驗核查、國務院發布《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啟動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工作等一系列大動作，才拉開醫藥新政的大幕。伴隨2018年加入ICH，我國醫藥研發開始全面與國際接軌，三年間醫藥新政在研發領域的進步是根本性的，改變的不只是藥品質量本身，而是制藥人的觀念和理念，革除的是積重難返的詬病。

我國胸部腫瘤臨床研究與歐美仍有差距，亟需開創臨床研究新領域

近年來，全球越來越多的學者和研究者都加入胸部腫瘤研究的陣營中了，而且中國專家主導的研究越來越多，質量也越來越高。在近幾年的國際大型會議如ESMO，AACR，ASCO中我們聽到了很多中國聲音，我們自己的大會如CSCO會議也取得了出色成績。

但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臨床研究水平仍處于第二方隊，與世界先進行列相比還有一定距離，這一點也明顯體現在新藥的批準數量上，我們遠遠不及歐美。這其實是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相匹配的，因為我們真正注重并開展創新型的臨床研究至今不過十幾年。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亟需開創更多臨床研究新領域，為世界經濟作出自己的貢獻。而在經濟領域中，生物制藥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歐、美、日等先進的國家地區，生物制藥對于經濟貢獻的重要程度可與大數據、基因芯片、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媲美，在中國，生物制藥也是一大經濟支柱，應該受到廣泛關注。

優勢得天獨厚，中國腫瘤創新藥大有可為

我國抗腫瘤新藥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仿制走向創新的艱難過程。在抗腫瘤新藥的創制方面，中國的優勢有兩個：

一、中國是制造大國。中國的原料生產排在世界前列，一旦成功開發出產品，就可以大規模生產，從而大大降低成本。

二、中國是人口大國。產品銷售量越低，研發成本就越高，反之研發成本就會被攤薄。

從市場角度看，我國人口基數龐大，是生物制藥企業的絕佳市場，民族制藥企業應該融入到世界的大市場中去。從研發角度看，患者基數大，也會加速臨床研究的入組。十幾年前，我國臨床研究做得比較少，質量也較差，西方國家不愿納入中國患者的數據，而現在中國研究者的水平越來越高，國際大型臨床研究都喜歡納入中國患者，加快入組速度，從而提高新藥的上市速度，幫助更多患者。

另外，我國有很多專家從西方學成歸國，研究水平很高，也帶動著中國研究逐漸趨近世界先進行列。

研發藥物不像造自行車，我們造自行車有設計圖、有說明書，照做就行，但一個藥物的研發凝聚了成千上萬個科學家的辛勤勞動，需要從零開始做基礎研究找靶點，再針對靶點開發藥物，還要有幾百上千的患者共同參與做臨床研究。前期靶點研究可能花10年，藥物開發可能又花10年，每個藥物的研發花費可能是十幾、二十個億，但進入臨床試驗后，最終成功上市率大概只有20-30%。而上市失敗藥物的研發成本只能由藥廠獨自承擔，這些失敗成本必須均攤到成功上市的藥物中，否則一個藥物的研發失敗就足以拖垮整個藥廠。

經濟發展有自己的規律，藥物開發也有自己的規律，開發新藥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且失敗風險比其他行業高出太多，如果利潤薄如紙片，企業不可能投入如此高額的研發成本，應讓企業留有一部分利潤去開發新藥。

近10年來，中國抗腫瘤新藥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仿制（me-too）走向創新（first-in-class）的艱難歷程。從1960年開始進行抗腫瘤新藥臨床試驗，至今已有60余年。并且隨著抗腫瘤新藥研發重點從仿制藥轉向創新藥，中國迎來了令人興奮的新藥創制時代。

中國抗腫瘤藥物研發的現狀、尚存在的問題和挑戰以及應該如何走向更好的創新之路

我國抗腫瘤新藥研發取得巨大進步

既往我們國家新藥審批制度主要借鑒于美國FDA的成功經驗。近些年來，我國新藥審評審批速度不斷加快，并對許多仿制藥進行了等效性探索，淘汰了一批低質產品。如今，原研藥物得到國家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原研創新將會是未來中國醫藥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體現出“中國智造”。此外，除了以藥品注冊為目的的臨床研究之外，我國由研究者發起的各類臨床試驗（IIT）已開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新藥研發的效率，這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大特點。為提高藥物可及性，我國更是開通了“孤兒藥”這類的快速審批通道，也加快了藥物審評審批的速度。

腫瘤是一類嚴重危害國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對我國腫瘤防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具體的要求，如提高5年生存率等。要想達成這些目標，就需要將大量生物醫藥國產化，提高可及性。而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全世界生物醫藥的研發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但由于中國疫情防控成果良好，個人認為我國的新藥研發進程不會受到明顯影響。此外，雖然歐美國家對我國進行了技術封鎖和打壓，但這更迫使我國在高新技術尤其是生物醫藥研發上“異軍突起”，在開發研制和生產生物藥品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績。

因此，我相信我國抗腫瘤創新藥物研發取得進步是勢不可擋的。

我國新藥研發尚存在的問題

第一，在我們國家申請的新藥專利數量很多，但是臨床轉化率比較低。這涉及到政策層面，例如干細胞和免疫細胞領域的新藥審批，在我國是按照三甲、三乙、二甲、二乙相關醫院等級執行相應的審批權限，這樣備案審批的制度大大影響了研發團隊進入新的醫療機構開展工作的進度。對于該問題，我們可以借鑒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做法，可以適當賦予行業協會相關權利進行審批，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這是政府在整個政策體制上需要做的重要創新改革。

第二，我國特別強調論文與晉升的關系，職稱晉升制度限制了生物醫藥的原始創新。一旦我們把原始創新的相關結果發表成論文，相關專利便得不到很好的保護。如果不發表論文，研究者又無法申請到科研經費，得不到政府基金的支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第三，我國仿制藥和創新藥、國產藥和進口藥之間的醫保報銷比例應該要存在差別，以支持我們國有企業的發展，因為同樣的創新在我國非常不容易，需要我們政府對這一方面進行支持。

現在，隨著整個國家對于科技成果、人才培養、人才轉化等激勵政策的出臺，我國生物醫藥的春天正在到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象將更有利于我們國家生物醫藥的發展。

我國抗腫瘤新藥研發如何走向更好的創新之路

我們鼓勵原始創新，首先要在國家戰略層面上進行政策制定，讓資本回歸理性。很多資本傾向于引進帶有成型初步想法的專家進行短平快的藥物開發。資本的這種短視行為很不適合生物醫藥的研發，如果我們國家對這種短視行為加大限制力度，資本便會回歸理性。創新研發的項目在經歷臨床前期的探索性研究、I期/II期臨床試驗階段之后，會面臨大量的淘汰，所以資本對10個項目進行天使投資，10個中有1個成功已經算是很高比例了，因此我們要讓資本回歸理性。

以我為例，我和我的團隊既往做了一項研究，將I131標記到人源性抗乙肝表面抗原（HbsAg）抗體的Fab段做成放射偶聯物,治療肝癌的效果非常好。此外，與北京301醫院合作的另一項研究中，我們把一個稱為CL3的胃腸抗原標記上I131，對食管癌和腸癌原發病灶和轉移病灶進行瘤內注射，效果也非常好。當時如果能得到百萬水平的資助，就有可能將上述的兩個放射標記的抗體由鼠源化逐步開發為人源化。

目前，我們國家原始創新的風氣越來越濃，我希望政府要大膽改革，讓資本更加理性。

一項高質量的臨床研究成功的關鍵要素

我認為有三個要素。第一，要有一個非常好的臨床試驗設計。這涉及到很多臨床研究的基礎或者是同一類藥物成功和失敗案例的分析。設計里面的一個簡單的分組、主要指標和次要指標，甚至一個簡單的統計學問題都有可能導致一個研究的失敗。所以，研究設計非常重要。

第二，啟動的I期、II期、III期臨床研究，一定要基于中國現有研究者發起的探索性研究的證據，不能急于進行臨床注冊，一定要先得出非?？煽康难芯繑祿@樣成功幾率會大大提高，這也是促使資本回歸理性的一個因素。

第三，任何一項臨床研究都需要一個非常優秀的臨床研究團隊。那么，一個優秀的臨床研究團隊不能僅僅只看其發表高影響因子臨床研究論文的數目，抗癌管家-康愛管家，我們一起抗癌，治愈癌癥不是夢。其實，很多名氣不高的醫院或者專家，有著足夠的病人數量，只要有嚴格的內部管理再加上申辦方的嚴格監理，也能承擔很好的科研任務。我們需要大膽培養新生代的專家，把不起眼的優秀團隊發掘利用起來，只要有好的專家和病人資源，便有可能做出好結果。

IIT研究相對于其他研究存在的困難

IIT研究最大的問題是招募受試者存在著巨大風險。一旦出問題，政府不愿意承擔主體責任。再者，研究者所在的醫院或者單位負責人也不愿意承擔責任。這是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客觀問題。

IIT研究涉及到三個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資本要投入，要有經費來源。第二是患者的選擇，例如患者依從性要好，安全評分相對較好，體能狀態較好，基線評估風險要比較小。萬一先期入組的患者出現死亡事件，后續招募患者會更加困難。第三是資本限制了IIT研究的發展。如果政府能夠支持IIT研究，立法支持一些重點項目或者橫向基金，就能夠解決IIT研究受限于資本的問題。

回首過去50年肺癌藥物治療的發展，尤其是從2000年開始，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逐漸引領起了主旋律的奏鳴，而我們中國學者，也盛裝參與到了這場演出中。

特別是在靶向治療領域，中國學者抓住了我國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EGFR突變率高于國際水平這個契機，以此為切入點有力推動了EGFR突變陽性NSCLC患者的臨床診療發展，使得中國研究從一開始就跟上了全球探索的腳步，且發展到今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了領先的趨勢。例如，在針對EGFR TKI的探索中，我們的IPASS研究首次在大規模隨機對照研究中確立了吉非替尼在EGFR突變NSCLC一線治療中的地位，推翻了國外研究的結論。之后，在針對腦轉移和輔助治療的探索中，我國學者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創新藥物改革

2015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在這一年，一掃之前醫藥領域的沉疴，出臺了中國創新藥史上最重要的44號文即《國務院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再到2016年新藥定義的改變，2017年6月份正式成為ICH成員，短短三年間的藥政改革所帶來的監管側的改變，確實為藥企創造了良好的研發環境。

在免疫治療領域，中國學者抓住了我國藥政改革的契機。借助新藥審批改革的東風，我們的新藥研發進度大大加快，促進了免疫新藥臨床試驗的開展與落地，使得更多的患者獲得了生存改善，并產生了一系列全球范圍內具有熱烈反響的重磅研究，這些成就都值得我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