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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古稱武昌,三國時期曾是東吳的陪都與軍事重鎮,無數英雄豪杰在此留下足跡。在這座浸潤著三國煙火的古城中,東吳太常潘浚的名字雖不及周瑜、陸遜那般家喻戶曉,卻以其剛正不阿的品性、運籌帷幄的謀略,在鄂州的歷史長卷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三國志》稱其“公清割斷,有大丈夫格業”,而鄂州境內的歷史遺跡與出土簡牘,更印證著這位東吳重臣在武昌的崢嶸歲月。
潘浚,字承明,武陵漢壽(今湖南漢壽)人,其姨兄正是蜀漢大司馬蔣琬,顯赫的親友背景并未讓他恃寵而驕,反而磨礪出他獨立不阿的品格 。年少時,潘浚師從大儒宋忠,得其真傳,更因聰慧機敏、對答如流,受到“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賞識,青年時期便聲名鵲起。不到三十歲,他便被荊州牧劉表任命為江夏從事,監察江夏郡政務。當時沙羨縣長貪污腐敗、聲名狼藉,潘浚查明實情后,不顧其官階高于自己,依法將其斬殺,“一郡震竦”,自此奠定了他剛正執法的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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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襲取荊州,關羽敗亡,荊州文武官員紛紛歸附,唯有潘浚稱疾不出,伏床流涕,悲慟不已。孫權素聞其名,親自登門拜訪,以楚地先賢觀丁父、彭仲爽被俘后仍受重用的典故勸慰,并命人用手巾為他擦拭淚水,這份誠意終令潘浚動容,起身拜謝,將荊州軍事部署悉數告知孫權,自此歸入東吳麾下。這份“先拒后從”的經歷,既體現了他對舊主的感念,更彰顯了他“良禽擇木而棲”的明智,也為他日后在東吳的仕途埋下伏筆。
黃龍元年(229年),孫權在武昌(今鄂州)稱帝,建立東吳政權,潘浚被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后遷太常,成為執掌禮儀祭祀與部分政務的重臣。此時的武昌作為東吳都城,宮闕林立,軍防嚴密,而潘浚與上大將軍陸遜一同駐守武昌,“共掌留事”,成為輔佐太子孫登、鎮守陪都的核心力量。鄂州出土的吳簡中,有多枚提及“大常”(即太常)與“武昌”,其中嘉禾元年(232年)的竹簡將“大常”與“劉陽侯”并列,正是潘浚當時駐守武昌、遙領討伐武陵蠻夷軍務的直接佐證。這些沉睡千年的簡牘,字跡斑駁卻真實可辨,為潘浚在鄂州的任職經歷提供了無可辯駁的實物證據。
在武昌駐守期間,潘浚留下了諸多膾炙人口的名人軼事,盡顯其剛正不阿與洞察秋毫的特質。孫權晚年喜好射雉取樂,荒廢政務,潘浚直言勸諫:“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見孫權雖口頭上應允卻未真正悔改,潘浚竟親自前往射雉場地,將用作隱蔽的雉翳(用雉羽制作的車蓋)當眾拆毀,孫權見狀,終被其忠誠所打動,徹底戒除了射雉的嗜好。這則軼事被《江表傳》詳細記載,成為潘浚敢于犯顏直諫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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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東吳校事呂壹憑借孫權的寵信,操弄威柄,用法嚴酷,彈劾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重臣,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潘浚與陸遜憂心忡忡,每次談及呂壹的奸險,無不涕淚交加。為了為國除害,潘浚特意請求入朝,計劃在百官宴會上親手擊殺呂壹,雖因計劃泄露未能成功,但他屢次在孫權面前痛陳呂壹的罪狀,最終促使呂壹失寵被誅 。孫權在事后下詔書自責,稱贊潘浚“憂深責重,志在謁誠”,將其與陸遜并列為“社稷之臣”,這份信任與贊譽,正是對潘浚忠誠的最佳回報 。
潘浚的識人眼光同樣令人稱道。歸降東吳后不久,武陵從事樊胄企圖煽動五溪蠻夷歸附劉備,孫權詢問對策時,潘浚斷言只需五千兵力便可平定。面對孫權的疑慮,他解釋道:“樊胄只會賣弄唇舌,無真才實學。昔日他為州人設宴,到中午仍無食物可吃,十幾人自行離去,這就像見侏儒之一節便知其全貌。”孫權依言派遣他領兵出征,果然斬殺樊胄,平定叛亂。后來歸義人士隱蕃憑借辯才結交豪杰,潘浚之子潘翥也與之往來,潘浚得知后大怒,寫信痛責兒子,并罰其杖責一百,勒令斷絕交往。當時眾人皆不解其深意,直到隱蕃圖謀叛亂被殺,眾人才對潘浚的先見之明深感折服。
黃龍三年(231年),潘浚受孫權之命,假節督率五萬大軍討伐武陵蠻夷。這場叛亂歷時三年,潘浚賞罰分明,軍紀嚴明,“斬首獲生,蓋以萬數”,最終徹底平定叛亂,使五溪地區恢復安寧。戰事期間,他雖遠在武陵前線,但武昌的軍政要務仍由其遙控統籌,鄂州吳簡中“移居武昌大常軍”的記載,便反映了其軍隊在武昌的駐扎與調動情況。平定蠻夷后,潘浚返回武昌,繼續履行鎮守陪都的職責,直到赤烏二年(239年)去世,其子潘翥襲爵,其女則嫁給建昌侯孫慮,家族與東吳皇室保持著密切聯系。
潘浚在鄂州的遺跡雖歷經千年變遷,仍有跡可循。如今鄂州的武昌樓、吳王城遺址等地,雖屢經修葺,但仍保留著三國時期的格局風貌。相傳潘浚當年處理政務的官署,便位于今吳王城遺址附近,遺址內出土的磚瓦殘片、青銅兵器等文物,或許正是潘浚及其部下當年使用過的器物。歷代文人墨客登臨鄂州古跡,憑吊三國風云時,也常提及潘浚。明代詩人王延陵在《武昌懷古》中寫道:“太常直節抗權奸,故壘蕭蕭草樹斑”,正是對潘浚剛正品格與武昌往事的深切緬懷。
作為三國時期東吳的重要重臣,潘浚在鄂州的歲月,是其人生中最為輝煌的篇章。他以剛正不阿的品性贏得了孫權的信任,以運籌帷幄的謀略守護了東吳的疆土,以犯顏直諫的勇氣維護了朝堂的清明。鄂州的歷史遺跡與出土簡牘,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可感的潘浚,而《三國志》《資治通鑒》等史料的詳細記載,更讓他的形象跨越千年依然鮮活。
如今,當我們漫步在鄂州的吳王城遺址,撫摸著歷經滄桑的古城墻,凝視著博物館中陳列的吳簡文物,仿佛仍能感受到潘浚當年在武昌坐鎮一方、運籌帷幄的英氣。這位東吳太常的故事,不僅是鄂州三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成為后世為官者堅守正義、忠誠履職的精神典范,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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