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懷仁堂前廳，一警衛員拔槍，汪東興一通電話，及時化解槍戰

1976年10月6日19點25分，中南海西門值班室的鈴聲驟然響起，接線兵只聽見一句簡短指令：“一號方案照常執行。”放下話筒，他抬頭望向灰暗的天空，意識到這將是個不同尋常的夜晚。

五分鐘后，懷仁堂前廳燈光亮起。細長的走廊里彌漫著消毒水味道，地板被反復擦得發亮，連墻上老舊的銅質壁燈都透出一股緊繃。幾名便裝警衛交叉而立，袖口下的對講機輕輕閃爍綠光，他們等的是同一個名字——張春橋。

下午16點，東交民巷。華國鋒同汪東興碰面時，只用了不到十句話確認了最后細節。對話簡短，卻句句要害。華國鋒提醒：“夜里可能有突發，機關槍口徑都別露。”汪東興點頭，心里卻盤算著另一重風險——貼身警衛員隨身槍支。

這場行動距離毛澤東逝世僅28天。其間，“四人幫”頻繁串聯，王洪文甚至提出過一次“臨時緊急常委會”的設想。葉劍英聽后當即判斷：再拖，夜長夢多。10月2日，葉帥找汪東興對表暗號，內容只有四字：“十月智取。”

“十月智取”被拆分成三步：第一步，把地形布控和電臺頻率統一，防止對方搶頻；第二步，召開名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討論會的假常委會；第三步，一旦目標入懷仁堂，立即隔離，兩分鐘內轉運。方案寫在一張牛皮紙上，閱后即焚。

有意思的是，最先列出的風險并不是王洪文的“暴脾氣”，而是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這名29歲的山東漢子身高一米八四，原在38軍，臂圍粗得像石柱。武健華親自研究了他的射擊習慣，發現對方喜歡用四十五度斜角持槍，快而狠。

10月5日夜，汪東興帶隊檢查懷仁堂。桌椅擺放都按毛澤東生前開會的老慣例，水杯統一放在座位右上角，杯蓋朝向主席臺，目的是讓張春橋放松警惕。墻角多安裝了一盞射燈，色溫略高，一旦沖突發生，強光可瞬間晃眼。

20點整的鐘聲回響，王洪文第一個推門，腳步帶風，卻被一雙大手按住肩胛。王還沒來得及咒罵，已經被壓到窗邊坐下。室內沒人說話，只剩秒針滴答。氣氛像被凍住。

張春橋來得更晚。他進門時，大熊緊跟半步。門外兩名警衛伸手阻攔，大熊瞬間察覺不對，右手貼向腰間。那一刻空氣幾乎凝固。

動作只比眨眼快一點，大熊已抽出配槍，對面副團長同時伸手壓槍。雙方重心前傾，肌肉繃緊，誰先扣動扳機都意味血濺懷仁堂。副團長低聲喝道：“中央決定隔離審查，放下武器！”大熊冷冷回了句：“汪主任叫我交，我就交。”

副團長立即撥通汪東興的專線，把話筒遞過去。話筒里傳來一句低沉卻清晰的話：“聽命令，交槍。”大熊愣了兩秒，像是確認身份，隨即輕聲答：“是。”伴隨著一聲脆響，他把那支54式手槍平穩放在桌面。整個過程不足十秒，卻決定了生死走向。

槍支被接管的同一刻，會議室里張春橋高聲質問：“你們憑什么？”華國鋒抬手示意警衛員：“帶走。”張春橋腿肚輕顫，被兩名警衛扶住胳膊，腳步拖拽在木地板上發出嘶啞聲。

懷仁堂前廳的風波看似微不足道，實則是整個行動里最險的一環。如果大熊那一下真扣動扳機，槍聲一旦回響，南門口的警衛排或許會誤判發生政變，后果不堪設想。汪東興那通電話，化解了所有不確定。

23點40分，三輛掛著軍牌的紅旗車悄悄駛出北長街，車燈被特意調暗。張春橋與王洪文分乘兩車，姚文元隨后被帶走。每輛車之間保持百米距離，隨行車輛不拉鳴笛。北京城夜色沉沉，唯有街口巡邏兵的鋼槍反射冷光。

翌日凌晨，中央發出通報，行動“圓滿成功”。文件語言簡短，卻隱去了一條細節：前廳那把已上膛的手槍，原本槍口朝向副團長的胸腔，如果不是那通電話，歷史書里或許還要多寫一場流血。

后來，大熊被調離原崗，做了多次長談筆錄。他只反復說一句話：“我從來只聽汪主任。”這句簡單的忠誠，無意間成為粉碎“四人幫”行動里最鋒利也最溫和的保險絲。

槍火終究沒有在懷仁堂點燃，但它提醒人們，政局角力并非紙上談兵，生死往往懸于一線。那一夜的冷風吹過紫禁城角樓，把十年動蕩的尾聲徹底吹散，新的篇章就此翻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