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去湖北當兵時領到5塊餅，4塊給媽，一塊留著自己吃

1976年7月15日的凌晨兩點，山村還沉在霧氣里，一串手電光沿著石階閃動。武裝部派來的民兵敲開了周家的門，帶走一名身材瘦小的青年。此時離唐山地震還有十天，毛主席老人家還躺在北京醫院靜養，整個國家籠罩在一種既緊張又期待的氛圍里，而這名青年只記得一句話——“入伍通知，請在三天內報到”。

出門前，他鉆進竹林深處，跪在父親的墳前。風吹得埡口上滿是竹葉沙沙作響，他把墳頭瘋長的茅草一根根拔掉。用極低的聲音說：“一定再添幾枚軍功章。”說這話時，手在顫。父親倒在1969年那場邊境沖突，留下母親和三個女孩，家里最寬的家具就是土炕。

村里人都來送行，誰都明白一個勞力離家意味著什么。母親悄悄蒸了砂仁餅，灶膛里火閃得通紅。五塊餅排在竹匾上，面皮鼓脹，油花滲在裂縫里。她把其中四塊裹進舊毛巾，塞進自己的圍裙口袋，只留下最小的一塊遞給兒子。母親沒多說，只囑咐：“省著點。”那張臉因為歲月的磨損，看不出當年二十歲時的秀氣模樣。

到了縣體育場，征集的新兵按身高分列。發被褥、發軍裝、發水壺，一切像流水線。年輕人第一次摸到正綠色的65式軍裝，呼吸急促。有人取出小鏡子，左顧右盼；有人褲腰勒不緊，不停打結。周家小子才一米五幾，褲襠能塞進兩只母雞，袖管蓋過指尖，惹得看熱鬧的家長哈哈大笑。可他神情鄭重，為那身布料抖了抖灰塵。

第二天的砂仁餅成了告別禮。新兵列隊登車，車廂里24人，帆布篷子掩住陽光。母親追到山道盡頭，大聲喊：“北方冷，別感冒！”青年只是點頭，淚水卻堵住喉嚨。卡車轟鳴，塵土在后面翻滾，故鄉景物像被橡皮擦過，迅速淡成輪廓。

列車不是硬座，也不是軟臥，而是沒有窗玻璃的悶罐車。木板墻薄得能透風，地面鋪著稻草。大家頭挨頭，腳抵腳。車輪與鋼軌摩擦，嗚嗚聲持續不歇。有人趴在掌大窗口往外看，被迎面呼嘯而來的貨列嚇得退后一步，憨聲說道：“它要是站起來跑，還得了？”一句戲言讓整節車廂爆笑，笑完依然是漫長的黑暗。進隧道，漆黑到伸手不見五指，淘氣的兵摸索著往同伴背上拍一下，隨后閃到角落，留對方大喊“誰打的”。這種半大孩子的玩鬧，驅散了旅途的疲乏。

行進第三天，軍供站補給。開水缸冒白汽，飯桶里的紅燒肉油花浮亮。大家沖上去，排隊形瞬間被擠散。戴近視鏡的軍醫被熱氣蒸得找不準勺子柄，青年替他舀了滿滿一盆。他自己也盛到前所未有的分量，咬第一口肉時，腮幫都酸，心里卻安穩：從今天起，大概再也不會餓肚子。

車停在湖北一座無名小站，站牌只寫“清河”。想象中的高大營房并不存在，迎面是鋪著黃沙的荒地、幾排殘磚破瓦的平房。窗上糊著半透明塑料，屋里沒有電線。挑水要去一里外的河邊鑿冰，晚上點煤油燈。這里被戲稱“清河農場”，其實就是洞開大門的訓練基地。新兵排要推選骨干，眾人舉手把那矮個子推到前面，他便糊里糊涂當上副班長。

接下來三個月，作息像鐘擺一樣精準。凌晨五點哨音，十分鐘內疊被、掃地、扎腰帶。六點操場口令聲并起，齊步——立定——敬禮，汗珠從鬢角流到脖頸，癢得心煩也不敢抬手去擦。站軍姿時需要腳尖分開六十度，膝蓋夾緊，眼睛平視前方；要是眨得過多，隊列長會喊名字。日落后，油燈掛在梁上，士兵圍著書桌讀《毛澤東選集》。發下來的六元津貼折疊好，夾在日記本里，誰也舍不得動。

訓練項目越來越硬。越野跑十公里，背負器械翻越壕溝，摸爬滾打一整天，手掌磨出血泡。吃飯時間縮到十分鐘，碗筷磕得叮當響。有人疲憊得在隊列里打盹被教導員逮住，一頓批評。晚上鋪著軍大衣躺土地炕，門外風吹得房舍發顫，屋里卻因二十多個年輕人呼哧呼哧的呼吸而溫暖。

值得一提的是，那枚僅剩的一塊砂仁餅一直放在青年背包深處。餡料早已干成硬塊，每次整理行李，他輕輕摸一摸又放回去。有人問：“這還能吃？”他搖頭，“舍不得”，語氣輕，卻像把錨拋在記憶深處。直到結束新兵訓練轉入老連隊，背包輕裝上陣，那塊餅仍未動。它不是食物，而是從山村帶來的味道，也是母親抓住兒子衣角最后的溫度。

1977年春天，清河農場的銀杏抽芽。新兵連集結，統一分配到各師各團。廣播里播《在希望的田野上》，青草味和汗味交織，新兵們帶著銹跡未干的刺刀，登上開往前線的卡車。有人把津貼中的二元塞進信封，托車站郵差捎回家，只寫了六個字：“媽，我挺好的。”風吹散了郵差的吆喝聲，也吹皺了山鄉油綠的麥苗。

車開遠了，清河農場又歸于沉寂。破瓦房依舊，黃沙地依舊，但多了一排每棵間距一米的小楊樹。那是練習工事時順手插下的樹枝，如今已吐出嫩芽。它們不用再挪動腳跟，不用每天回答“立定”。它們安靜生長，仿佛在替那些匆匆而去的年輕身影繼續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