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三角洲”特種部隊突襲委內瑞拉總統府,僅用一小時便將馬杜羅帶離住所,隨后押往紐約接受美國司法審判。這一行動堪稱迅速,背后的緣由與深層邏輯值得探討,我個人對此舉表示支持,認為這既是伸張正義的舉措,也是特朗普相關外交理念的實踐,既維護了美國的自身利益,也對地區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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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對一位國家領導人采取此類行動?核心原因在于其執政合法性存在廣泛爭議。2018年總統選舉中,馬杜羅的得票率落后于反對派卻拒絕卸任,動用軍隊壓制抗議民眾,繼續執掌政權;2024年選舉再度出現爭議,開票進程未過半時,反對派已領先80%選票,他隨即宣布重新計票并作廢此次選舉結果,再次以武力鎮壓不滿民眾,導致36人死亡、多人受傷。這兩次選舉引發國際社會普遍質疑,多數國家未承認其執政合法性,僅少數幾個國家認可其領導地位。2020年聯合國曾派出調查團開展相關調查,指出其存在涉嫌危害人類權益的行為,建議啟動刑事追責程序。從這一角度而言,其領導身份并未獲得廣泛認可,相關行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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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原因是馬杜羅被指涉及販毒相關活動。在查韋斯與馬杜羅執政期間,委內瑞拉經濟陷入嚴重困境,財政狀況瀕臨崩潰。為獲取外匯收入,有消息稱其政權與南美洲部分販毒勢力勾結,以國家名義大規模向美國販賣毒品。美國司法部已將其認定為相關犯罪活動的關鍵關聯者,據美方統計,其涉及的販毒網絡在十幾年間導致美國約三十多萬人因吸毒死亡。因此,此次抓捕行動被認為是美國為保護本國公民安全、應對毒品危害采取的必要舉措,具有明確的針對性。
需要明確的是,此次行動被美方界定為合法的跨國執法行為,而非戰爭行為。美軍并未侵占委內瑞拉的領土,未占領任何區域,未傷害無辜平民,也未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僅針對馬杜羅個人。委內瑞拉現有的政權架構并未被推翻,按照其憲法規定,由副總統接任相關職務,美國也未扶持特定反對派勢力上臺。從性質上看,這與抓捕本·拉登等跨國犯罪嫌疑人的行動類似,屬于針對特定犯罪行為的執法行動,而非侵略行為。我的觀點很明確:即便在程序層面存在一定爭議,但針對此類危害民眾利益、涉嫌嚴重犯罪的行為,采取必要的執法行動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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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也引發了一個核心議題:人權與主權的關系究竟如何平衡?不妨用一個通俗的例子來理解:隔壁鄰居家的男主人長期虐待妻兒,自身生活優渥,卻讓家人忍饑挨餓、遭受暴力對待,甚至生命受到威脅。你多次勸阻、尋求官方幫助均無效果,此時是堅守“不擅自進入他人住宅”的規則,任由悲劇持續,還是果斷采取干預措施拯救生命?放在國家層面,這就是內政主權與人權保護之間的沖突——是堅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主權原則,對他國境內的民眾苦難視而不見,還是以保護人權為優先,采取必要的干預行動制止危害行為?
當前,部分國家面臨著嚴重的民生困境,伊朗貨幣大幅貶值,民眾生活壓力巨大;委內瑞拉更是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因政策失當導致民不聊生,物價飛漲,曾經買一杯茶水、一盒牛奶都需要攜帶大量貨幣,累計有700多萬人被迫流離失所。這就如同鄰居家的家長未能履行監護責任,導致孩子生活困苦、被迫離家,此時的“不干涉”是否等同于縱容?我始終認為人權保護應處于重要位置,特朗普政府此前警告伊朗相關領導人不得武力鎮壓民眾,否則將采取針對性措施,這一立場具有合理性——生命安全至關重要,不應過度拘泥于程序層面的形式。回顧歷史,當年克林頓總統因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未能及時阻止盧旺達大屠殺,導致一百多萬平民死亡,他晚年對此深感內疚。即便其做法符合當時的國際法規定,但從人道主義角度而言,未能履行大國應盡的責任,無疑是一種遺憾。
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相關外交舉措,還存在一層地緣政治層面的考量。委內瑞拉與古巴一樣,地處美洲地區,而俄羅斯長期向這些國家提供支持,雙方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這被美國視為對其周邊安全環境的威脅——就如同在自家周邊出現不利于自身安全的因素,任何國家都可能采取應對措施。正如烏克蘭希望與歐洲、美國加強合作以改善發展環境,卻遭遇外部軍事打擊和領土侵占,這種行為本身就缺乏合理依據。同時,抓捕馬杜羅也能從源頭緩解美國面臨的移民危機。近年來,委內瑞拉經濟崩潰導致大量民眾流離失所,已有五百多萬人逃往美國,每年仍有數十萬人持續涌入。美國若采取驅逐措施,會被指責違背人權保護原則;若持續接納,相關的救濟負擔又難以承受,因此解決移民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消除導致民眾流離失所的根源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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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群體執著于“程序正義”,但我們需要深入思考:正義的定義究竟由誰界定?如果僵化的程序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導致更大的民生代價和人權損害,這樣的程序正義是否還具有實際意義?
拋開程序層面的爭議,民心向背是衡量事件合理性的重要標準。中國有句古話“民意不可違”,委內瑞拉民眾對馬杜羅政權的不滿早已有所顯現,對于此次抓捕行動,不少民眾表達了支持態度,這一民意基礎值得重視。
從國際反應來看,部分相關人士對此次行動表現出積極態度。澤連斯基長期面臨復雜的國際局勢壓力,得知馬杜羅被抓捕的消息后,公開場合展現出欣慰的神情,這一反應背后的地緣政治考量引人深思。在民間層面,也出現了態度轉變的現象,有網友表示,其社交圈中不少此前對特朗普持批評態度的人,此次紛紛轉變立場表示支持;當然也存在反對聲音,紐約部分民眾組織游行抗議此次行動,卻與在美國的委內瑞拉移民發生沖突——這些親身經歷過馬杜羅政權統治的移民,顯然不認同抗議者的立場,這一現象恰恰印證了“民心才是最大的正義”。
此外,美軍此次采取的“精準針對核心人員”的行動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傳統戰爭中,犧牲的往往是雙方的普通民眾,而決策層卻能置身事外。此次行動開創了一種新的思路:若沖突不可避免,應針對相關決策人員采取行動,而非讓無辜百姓付出代價,這種將民眾與沖突隔離的模式值得肯定。
此次事件標志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從“自由主義干預”轉向“激進的現實主義干預”,國際格局正進入一個更注重實力、規則約束相對弱化、局勢更加復雜多元的競爭階段。特朗普看似言辭直接、注重實際利益,實則有著深遠的戰略考量,商人出身的他兼具談判技巧與戰略眼光,其政策舉措往往出人意料,讓對手難以預判。此次針對馬杜羅的行動,本質上是一種“敲山震虎”的戰略布局,新年伊始,相關地區的地緣政治博弈或許才剛剛拉開序幕。
縱觀國際歷史,不少此前態度強硬的政治人物,最終都因違背民心、涉嫌嚴重犯罪而倒臺。馬杜羅此前面對美國的相關威脅,曾高調回應表示不會退縮,不少人甚至認為美國不會采取實際行動。但事實證明,任何違背民眾利益、藐視國際規則的行為,終究會受到相應的制裁。
回望委內瑞拉的發展歷程,其興衰令人唏噓。作為世界石油儲量第一的國家,委內瑞拉在七八十年代與美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大量美國企業在此投資,經濟發展態勢良好,人均GDP高達1.5萬美元,遠超當時的中國。但查韋斯上臺后,憑借民粹主義口號獲得民眾支持,提出“趕走西方資本、收回國有資產、實行公有制、實現共同富裕”等主張。這些看似美好的政策,實則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大量外資和私營企業被沒收后,西方國家停止了與委內瑞拉的貿易往來,導致其進出口渠道全面受阻;所謂的“國有化”最終演變為“家族化”和“官僚化”,查韋斯家族及親信掌控了國家核心資產,缺乏專業能力的官員管理企業,最終導致經濟全面崩潰。
如今,美國街頭確實存在流浪漢問題,但部分媒體的報道存在片面性。事實上,美國是美洲少數允許申請政治庇護、并向流浪者提供免費食品救助的國家,加州、紐約等地對偷渡難民采取相對寬容的政策,不輕易實施驅逐,這吸引了全球每年60-80萬來自戰亂國家、貧困地區的難民前來尋求庇護。這些難民初到美國時,面臨語言不通、缺乏親友支持、就業困難等問題,只能暫時淪為流浪漢,其中80%以上來自委內瑞拉、古巴、哥倫比亞等南美國家,且以少數族裔為主。美國官方統計的60萬流浪漢中,真正擁有美國國籍的比例并不高。委內瑞拉500多萬逃亡者中,不乏醫生、教師、律師等專業人士,他們寧可在美國從事體力勞動、領取救濟,也不愿留在本國,這一現象背后的根源,值得深入反思。
最后分享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段子:馬杜羅與哈梅內伊曾被調侃“比賽誰先下臺”,結果馬杜羅“率先勝出”——被特朗普政府從住所直接帶往紐約。抵達紐約后,有鏡頭捕捉到他面對媒體時露出點贊的神情,仿佛達成了某種“美國夢”。這一場景令人疑惑:無數人夢寐以求的美國簽證,馬杜羅卻能“順利抵達”,甚至乘坐專機前往,這與普通民眾的移民困境形成鮮明對比,也讓哈梅內伊等政治人物難以企及——畢竟馬杜羅在美國能夠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其他部分爭議政治人物則面臨著更嚴峻的處境。這樣的結局,著實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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