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扎心自問：為什么今天的中國人，不再把德國當成世界強國了？

德國強國光環褪色？今天的中國人，不再把德國當成世界強國了！

德國還是世界強國嗎？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斷。

前一段時間，德國媒體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德國在中國眼中已經不再是世界強國！

他說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眼中，德國不再是之前值得仰望的歐洲導師，

而是一個自帶時代紅利的歐洲強國。

這些話不無道理，德國對華出口疲軟，出口量連續幾年都在下降，

再加上美國高舉關稅大旗，德國對美出口也不順利。

文章的作者鮑雷特爾曾跟隨德國外長瓦德富爾一道走訪了中國

原本他帶著審視的目光來到中國，但是沒想到真正見到之后他只帶回去了滿滿的焦慮。

在報道中，鮑雷特爾承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且產業升級也已經完成，

但是與此同時的德國還沉浸在之前的大國思想中，

認為自己能碾壓中國，把中國當作可以隨意指揮擁有眾多廉價勞動力的工廠。

上海有一個德國中心，曾被看作德國企業在華的橋頭堡，那里聚集著上百家德國企業，

按理說是在中德合作中受益最多的人，但是現在他們卻覺得柏林的聲音如此刺耳。

原因也很簡單，今時不同往日了，但是德國外交在中國還是一副說教意味，

而這些話帶來的效果最先影響的就是這些在中國做生意的人。

2023年時任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在接受美國媒體直播采訪時，

就對中國頤指氣使，如今回旋鏢也插在了他自己身上。

現在他們來到中國，迎接他們的不再是過去仰視的目光和掌聲，

而是不少聽眾選擇離席或者在臺下發出噓聲，

這不僅是簡單的不滿，更是無聲的輕蔑，畢竟中國是極為注重禮儀的。

二十年前，德國之于中國，常被視為“歐洲導師”和現代工業文明的標桿。

那時中國高速增長急需設備、工藝、管理經驗，德國的技術與品牌溢價天然成立。

今天，中國的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都發生了躍遷，

很多領域的學習曲線已經走完，剩下的是同臺競爭甚至規則重塑。

在這種背景下，德國繼續保持“好為人師”的高調姿態，

在不少中國人的觀感里就顯得過時且缺乏分寸。

更關鍵的是，這種姿態會與現實形成強烈反差，

你在談“教導”，對方在談“對等”；你在談“風險敘事”，對方在談“效率與結果”。

因此，當訪問團走進南京一家制藥企業時，

現實以一種幾乎帶諷刺意味的方式撞了上來。

那天是周日，在德國人的概念里這是絕對的休息日，但工廠的生產線仍在高效運轉。

更重要的是，這里并不是刻板印象里的血汗工廠，

沒有成千上萬揮汗如雨的廉價勞工。

在巨大的現代化廠房里，德方代表看到的是全自動化的德國產包裝機高速飛轉，

而偌大的車間里只有兩名工人在監控屏幕。

中國企業把先進設備組織成了更高效率的系統，并把這種效率常態化。

工業競爭從來不是“某一臺機器”的競爭，而是“系統能力”的競爭，

工藝集成、供應鏈響應、工程師密度、管理迭代速度、成本控制與市場反饋，

合起來才構成真正的產業優勢。

報道的判斷因此順勢落下，

在許多關鍵工業領域，中國不僅實現了對德國的后來居上，甚至還在改寫新的規則。

中國市場對“質”的要求已經慢慢超過了對“量”的渴求，

中國不再需要德國人來教怎么做質量管理。

這樣的表述并不意味著德國技術突然失效，而是意味著“德國作為唯一范本”的時代結束了。

對德國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做高端，

而是中國把高端能力擴散到了更大規模，并用更激烈的競爭把成本打下來。

如果說南京藥廠讓訪問團看到了中國制造的硬實力，

那么后續在珠三角的所見所聞，則更直接觸到了德國企業的焦慮根部。

珠三角大灣區被描述為中國硅谷，是創業天堂。

這里仍有數百家德國企業，但他們的心態已經完全變了。

過去德企來廣東，常被理解為勞動力便宜、市場廣闊；

而現在他們留在這里，是因為不留在中國就會被淘汰。

這句話的邏輯十分殘酷，卻符合當下全球制造業的篩選機制，

當一個市場既巨大又內卷，既有規模又有技術擴散速度時，

它就會成為“全球競爭的訓練場”。在這里活下來，才意味著你擁有面對其他市場的資格。

多個關于在華德企的調查都指向一個相對穩定的結論，

接近八成的德企選擇繼續在中國投資，而動機已不再是單純“追求增量”，

而更接近“保持競爭力與生存”。

在汽車行業，受訪者中相當比例認為中國將在未來五年內成為全球創新的領導者，

這一點與德國傳統優勢領域的變化相互呼應，

當中國本土品牌在電動化、智能化與軟件體驗上快速迭代，

德國車企面對的不再是“價格競爭”，而是“技術路徑競爭”和“用戶定義競爭”。

更具沖擊力的細節在于中國政府已經停止對電動汽車的補貼，

市場進入適者生存的殘酷階段。

補貼退場意味著“政策扶持型增長”轉向“市場淘汰型增長”，

這會把技術迭代速度、成本結構與組織效率全面暴露出來。

對于德國車企而言，這種環境像一面照妖鏡，

沒有政策保護傘，單純比拼技術迭代和成本控制，

過去引以為傲的德國制造光環會迅速暗淡。

它仍然閃耀，但不再足以壓制對手。留在中國的理由因此顯得更現實。

不是為了“享受紅利”，而是為了在最激烈的斗獸場里磨出新能力；

否則，即便回到歐洲或第三市場，也會在下一輪技術周期里被更敏捷的對手追上。

問題在于，這種由企業界傳導回來的切膚之痛，

并沒有穩定地穿透柏林政治圈的后墻。

瓦德富爾結束訪華后，口頭上承認德國有追趕需求，承認依賴性，

但緊接著又對中國提出各種要求和告誡。

這種語態像極了一個已經教無可教的老師，仍試圖訓斥一個已經連續蟬聯第一名的學生。

對中國社會而言，這類表達之所以刺耳，

不只是因為內容本身，而是因為它與現實力量對比不匹配，

當你在產業競爭中不再占據結構性優勢，

卻仍試圖用道德與規訓語言換取特殊待遇，聽眾自然會用冷淡、噓聲或離席來回應。

中國已經按下加速鍵，按照自己的規則、自己的節奏在行事，

無論歐洲喜歡與否，也無論美國高興與否，這都越來越像既定事實。

與此同時，中國消費者開始捂緊錢包，不再盲目崇拜外國品牌；

中國企業在殘酷的內卷中打磨出極致的競爭力。

反過來看德國政府，仍像停留在“我給訂單、你出苦力”的舊夢里，

試圖用過時的外交籌碼向中國索取一個并不存在的特權。

這種錯位一旦固化，就會把雙邊關系帶入一種消耗模式，

企業層面為了競爭力被迫更深度本地化，

政治層面卻在“去風險—減少依賴”的口號中不斷提高摩擦閾值。

現實會把成本一層層結算到出口數據、投資路徑與就業結構上。

而結算從不講情面。近年的公開數據與機構分析已經多次提示，

對華出口下滑、對美市場波動與國內成本上升共同擠壓德國的外向型增長模型，

德國對外貿易格局與對華貿易余額的壓力在累積。

因此，當報道在結尾落下那句判斷，

在今天的中國人眼中，德國已經不再被視為一個世界強國。

它并不是在否認德國的工業基礎、科研能力或制度韌性，

而是在描述一種“相對位置”的變化，過去德國常被視為工業現代性的標尺，

如今它更像一個需要重新定義自身優勢的老牌強國。

對德國來說，如果還想重新贏得中國的尊重，

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在輿論場上爭辯誰更道德，

也不是用“告誡式外交”向對方索取姿態性的讓步，

而是先學會平視中國，承認對手的能力與節奏，

理解中國市場的規則正在從“向外學習”轉向“向內篩選”，

并在這一現實里重新安排自己的產業戰略與對華溝通方式。

尊重從來不是情緒性獎勵，而是交易結構與競爭結構的自然結果。

一個國家在他國公眾心目中的“強國形象”，

最終由三件事決定：能否持續提供稀缺的高價值產品與技術，

能否在關鍵產業鏈中保持不可替代性，

能否用成熟克制的政治語言為企業創造穩定預期。

德國并非失去了全部籌碼，但它確實失去了“默認被仰望”的時代環境。

中國也并非對外部技術與品牌一概拒絕，而是把尊重從情感崇拜改成了績效衡量。

時代已經變了，理解這一點，比任何口號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