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宋任窮找到紀登奎勸他辭職，紀登奎：堅決服從中央安排

1940年深秋的太行山，戰火漸息，年方十七的山西武鄉青年紀登奎跟著犧盟會干部翻山越嶺運送物資。那時的他想不到，四十年后自己會站在中南海的辦公室里，坦然對宋任窮說出“堅決服從中央安排”八個字。

抗戰歲月給了紀登奎最初的洗禮。槍炮聲中，他學會了用最簡陋的條件動員群眾、組織生產，也練就了記賬、寫材料、做調查的本領。薄一波形容他“手腳麻利，腦子也靈”，把他放在犧盟會的骨干位置。正是這些基層淬火，為他日后進入高層打下了難得的群眾根基。

1951年4月，毛主席南巡經停許昌，專列上一場半小時的匯報會，改寫了28歲紀登奎的仕途。面對臨時點名，他背數字、擺對策，一口氣說完全區春耕備耕的“算盤賬”。毛主席把茶杯往桌上一扣，笑著對身旁同志講：“這個小紀記得清。”傳到地方，宣傳部長紀登奎立即被推到地委書記的位置，《人民日報》頭版那篇“學習許昌經驗”緊跟其后。

六十年代初，他已是洛陽地委第一書記。河南連年災荒，他帶隊跑遍嵩洛陜交界的旱區，摸索“糧棉輪作”，算賬依舊精準。地方干部有句調侃：“紀書記腦子里裝著兩本賬，一本給中央看，一本給自己琢磨”。這種善于平衡的作風，在1967年的風浪中救了他。省委被“奪權”后，他被隔離了半年。9月毛主席專列經過鄭州，舊友相見。主席握手時笑問：“挨整怎么樣？”紀登奎答：“噴氣式也鍛煉肺活量。”一句玩笑讓車廂里氣氛松快不少。

1969年九大，他被點名作為“革命干部代表”發言，同臺的是陳永貴、王洪文、尉鳳英等。外界只看到光環，沒注意到他發言稿改了七遍，字斟句酌到凌晨。九屆一中全會后，他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又很快進入國務院業務組。周恩來常常讓他把關文件草稿，“紀登奎的數字比算盤珠子還準”在國務院是共識。

1970年12月，毛主席一句“摻沙子”，把這位文官推到北京軍區政委的位置。軍里不少老將心里嘀咕：一個只帶過地方民兵的干部能行嗎？紀登奎先跑兵站、再進師團，三個月摸清裝備家底，隨后主持整編，穩住了當時情勢微妙的京畿重鎮。李德生后來回憶：“他不懂戰術，卻懂得聽取專業意見，這比空喊口號強。”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路線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紀登奎反復向身邊人念叨：“手握軍權固然榮耀，可和平時期更要服從大局。”1978年春，他第一次向鄧小平提出辭去軍區政委，理由只有一句，“我的專長在宏觀協調，不在指揮打仗。”小平婉拒。次年，他又找吳德商量，吳德勸他別急：“中央現在講只進不出。”兩人把話題放下，卻都明白潮流已不可逆轉。

1980年2月，距離十一屆五中全會還有四個月，宋任窮與王鶴壽奉命做最后的溝通。人民大會堂西樓，宋任窮開門見山：“中央考慮干部新老交替，你的能力沒人懷疑，但班子需要調整。”紀登奎端茶，平靜回應：“堅決服從中央安排。”這句答復一錘定音。會后，他主動寫報告，請求免去政治局委員、國務副總理等職務。五中全會通過決議，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幾位老將同日退位，新一屆領導班子就此成形。

離開高層崗位后，紀登奎仍被留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部級研究員”。1982年至1985年，他帶隊跑了18個省區，總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進中的新問題，給中央遞交六十余份調查報告。安徽鳳陽一位包干戶在匯報會上直呼紀老“懂莊稼話”，場面頗為質樸。

遺憾的是，他始終沒有動筆寫完那兩本回憶錄。1988年7月13日夜，心臟病突發，68歲的紀登奎在北京離世。桌上放著未完成的調研提綱，頁眉寫著一句話——“數字要準，邏輯要清，筆要對群眾負責”。熟悉他的人都說，這八個字，其實就是紀登奎一生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