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軍師長偷襲新四軍，途中卻與日軍交火，陶勇聽到槍聲會心一笑

1941年秋天，汪偽政權的特派員嚴濟南在南通最大的銷金窟里醒過來的時候，腦瓜子嗡嗡的。

他在宿醉中稀里糊涂簽了一張驗收單，確認南通有一支“皇協軍第七師”，兵強馬壯，足足一萬五千人。

這事兒要在今天，這就好比拿著冥幣去銀行存錢，關鍵是行長還真給蓋了章。

嚴濟南哪怕只要去營房溜達一圈，就會發現這純粹就是扯淡——哪來的一萬五千人？

那花名冊上的名字，全是師長施亞夫讓人連夜照著上海電話號碼簿抄下來的。

更絕的是，這筆騙來的巨額軍餉，轉手就成了新四軍手里打鬼子的真家伙。

要想把施亞夫這人聊透，咱們不能按教科書那樣從頭說。

因為這哥們的人生，壓根就不在正常軌道上。

時間倒回到1937年8月24日，這才是他“開掛”的起點。

那天南京老虎橋監獄被鬼子的轟炸機炸了個大窟窿，本來是死囚的末日，結果成了23歲施亞夫的重生點。

當時別人都嚇得亂竄，這哥們倒好，在一片火海里順手抄起把斧子，對著迎面撞上的一個落單日軍少佐，照著腦門就是一下。

這一斧子下去，不僅劈死個鬼子，也把自己從“囚徒”劈成了戰士。

那種在絕境里敢玩命的狠勁，注定了他后來在敵營里能混得風生水起。

回到南通后，施亞夫也沒急著找組織，而是先搞起了“原始積累”。

他深知亂世里槍桿子才是硬通貨，于是上演了一出出空手套白狼的好戲。

那時候到處是國民黨潰兵，他就脫了長衫換軍裝，裝成大官把人家的槍給收繳了；紡織學院軍火庫沒人看守，他帶人夜襲搞了四十八條步槍。

亂世里，這就叫天使輪融資，全是憑本事忽悠來的。

等到粟裕和葉飛注意到這支南通的“野路子”武裝時，施亞夫手里已經有了讓日偽軍都頭疼的資本。

新四軍首長眼光毒，沒收編他，而是讓他帶著人，“合法”地變成偽軍，去敵人肚子里鬧騰。

這也就有了開頭那一幕荒誕的“電話簿造軍”。

施亞夫太懂汪偽那幫人的德行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把特派員嚴濟南伺候得找不著北。

至于兵力核查？

不存在的。

幾百號游擊隊硬是被吹成了一萬五千人的正規軍。

拿到“偽七師”的番號和補給后，施亞夫可沒閑著，他把情報工作做絕了。

1942年冬天南坎會議那次，簡直是他在刀尖上跳舞的高光時刻。

日軍制定了包圍圈，新四軍內部還出了叛徒，情況危急得不行。

施亞夫把情報塞進香煙盒的夾層里，派心腹騎兵玩命狂奔送出去。

正是這張帶著煙草味的小紙條，讓粟裕緊急調整部署，除了管文蔚那邊稍微有點麻煩，新四軍高層全部安全轉移。

這一把，不僅保住了蘇中抗戰的火種，也讓日軍指揮官小林信男第一次覺得不對勁，但又抓不到把柄。

懷疑的種子一旦種下，早晚要炸。

到了1943年春末，這種微妙的平衡在石港碼頭被打破了。

當時日軍山本大隊要去偷襲掘港的新四軍，施亞夫奉命“協同作戰”。

這簡直就是送命題：幫日本人打是漢奸，不打就暴露。

結果施亞夫玩了一招“隊友傷害”，故意讓部隊在石港跟日軍搶道，甚至制造摩擦直接開槍互射。

一場偷襲硬生生演變成了日偽軍的“內訌”。

遠處海堤上的陶勇一聽這動靜，立馬就懂了這位老戰友的意思，帶著人撤了。

事后施亞夫還一本正經地找日本人抗議“誤擊”，把水攪得更渾。

這種心理素質，放到現在那就是奧斯卡影帝級別的。

可是，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1944年初，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不行了，小林信男準備對偽軍進行大清洗。

施亞夫嗅覺多靈啊，立馬啟動起義計劃。

1月5日那個冬夜，炮火為號，燈籠指路，兩千多名全副武裝的“偽軍”浩浩蕩蕩開進新四軍防區。

為了迎接這幫特殊的戰友，老百姓在路口擺滿了熱騰騰的面湯。

這碗面湯喝下去，幾年的罵名就算洗干凈了。

起義完了，施亞夫還做了一件特別殺人誅心的事。

他給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曾經的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寫了封信。

信里沒罵娘，就問了一句：你是中共一大代表，當知民族大義。

據說陳公博看完這信，半天沒說話，最后默默鎖進抽屜里。

這封信，比任何子彈都讓那個傀儡政權覺得寒心。

從死囚到游擊隊長，從“偽軍師長”到抗日英雄，施亞夫用了七年。

他的故事告訴咱們，那個年代不光有正面沖鋒的勇士，還有像他這樣在黑暗里潛行的孤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