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與鄧穎超會面，提到了周總理：他已經(jīng)生病，為何不讓他休息

1976年4月15日上午十點，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的窗簾剛剛拉開，陽光斜照在花紋地毯上。楊振寧扶著母親羅孟華的手走進屋里，第一眼就看見鄧穎超端坐在沙發(fā)前。她起身招呼：“旅途勞頓了，先坐。”一句樸素問候，卻讓楊振寧心里一緊——這次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周總理致哀。

寒暄過后，氣氛依舊凝重。楊振寧拿出在紐約僑界追悼會上收集的簽名簿，遞過去時特意解釋：“大家托我向您轉(zhuǎn)達敬意。”鄧穎超翻到那一頁，指尖略微顫抖，旋即平靜。片刻沉默，她的視線落到楊振寧身上，似在等待什么。楊振寧終忍不住問：“總理病情既然早已確診，為何不讓他休息？”室內(nèi)忽然安靜，只剩鐘針滴答。

“誰也沒有逼他，”鄧穎超把聲音放輕，“恩來同志自己選擇繼續(xù)工作。”話雖平緩，分量卻重。她補充道，總理自1967年查出心臟缺血，到1973年確認腫瘤，始終堅持每日批閱文件。鄧穎超輕輕搖頭，“有人說他不要睡眠能活，那是夸張。他只是把睡眠壓縮到極限。”

這一問一答，不過數(shù)十秒，卻把楊振寧帶回五年前的記憶。1971年7月15日凌晨，巴黎奧利機場，楊振寧拎著一只舊手提箱登上飛往上海的法航班機。那趟旅程風險不小，中美尚未建交，美方不出簽證，他只得繞道法國。機身穿過云南上空時，駕駛員說：“已經(jīng)進入中國領(lǐng)空。”他望向云海，心跳像敲鼓。

抵滬第三天，他到華東醫(yī)院探望父親楊武之。病房外，父親拉著他的手，連聲說“回來就好”。正是父親的緊急來信，才讓國務院開綠燈。隨后的行程安排緊湊：復旦、中科院、交大，甚至老同學鄧稼先都抽空見面。7月28日晚，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燈火通明，周總理親自接待。一坐下，總理便以并不流利的英語笑問：“紐約天氣怎樣？” 五個多小時談話，議題從學生就業(yè)到中美乒乓球，他驚訝于總理的體力與記憶力。

然而，1973年冬的第二次會面透露出另一番景象。那天，總理衣領(lǐng)扣得很高，面色蒼白卻言語爽朗；他并未提自己的病，只關(guān)心教育改革。半年后，醫(yī)學報告才確認膀胱癌。外界不知情，連楊振寧也被瞞住。正因如此，當日與鄧穎超的對話才顯得格外沉重——原來第三次訪華時，那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已身處病痛折磨。

鄧穎超慢慢翻起往事。1925年，她與周恩來在廣州結(jié)婚，那張常被誤認作赴法合影的照片，其實是東征前夕拍攝。她輕笑著糾正訛傳，笑容一閃即逝，又被哀思覆蓋。談到周總理的作息，她抬手比劃：“困倦了，他就擦臉、喝咖啡，再工作。”一位醫(yī)護人員曾勸她勸總理少熬夜，她無奈答：“勸不動，他把工作當生命。”

楊振寧聽得出神，忽憶起紐約某記者的形容——“世界上最能工作的總理”。他本以為那是夸贊，此刻才領(lǐng)悟到背后的代價。鄧穎超見他神情黯然，輕聲說：“他心里裝著國家，一旦閑下來反而難受。”楊振寧點頭，情緒復雜。周總理去世的噩耗傳到美國時，紐約華僑社團的黑紗尚未褪色，他便立刻決定回國。此刻再聽病中細節(jié)，更覺揪心。

短暫拜會結(jié)束，楊振寧隨工作人員步出大廳，長廊里空氣微涼。他抬頭望見金色屋檐，與五年前初訪時一樣，卻又完全不同。1971年那趟行程，他帶回美國的是“真實的中國”；1976年，他帶走的則是一個時代的背影。

回到北京飯店，楊振寧整晚未眠。次日，他與華國鋒會談，并提出設立中美青年學者互訪項目。華國鋒當即表示支持。六個月后，首批交換學生抵達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跨洋合作自此成型。有人問楊振寧為何如此執(zhí)著推動交流，他只淡淡答：“這是周總理生前的愿望，也是科學的需要。”

時間繼續(xù)向前。1980年代，楊振寧聯(lián)合復旦、清華建立量子場論討論班，又促成NSF對華合作基金。2003年定居清華園；2015年注銷美國籍，恢復中國戶口；201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外界議論他的人生選擇，他很少回應，只在一次座談中說了一句：“總理把畢生獻給國家，我們后輩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專業(yè)里盡力。”

江蘇廳的一次短暫會面，回答了那句“為什么不讓他休息”。不強求、不假托，只有對使命的執(zhí)著。周恩來如此，鄧穎超如此，后來選擇回國扎根的楊振寧，亦走在同一條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