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5日上午十點,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的窗簾剛剛拉開,陽光斜照在花紋地毯上。楊振寧扶著母親羅孟華的手走進屋里,第一眼就看見鄧穎超端坐在沙發(fā)前。她起身招呼:“旅途勞頓了,先坐。”一句樸素問候,卻讓楊振寧心里一緊——這次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周總理致哀。
寒暄過后,氣氛依舊凝重。楊振寧拿出在紐約僑界追悼會上收集的簽名簿,遞過去時特意解釋:“大家托我向您轉(zhuǎn)達敬意。”鄧穎超翻到那一頁,指尖略微顫抖,旋即平靜。片刻沉默,她的視線落到楊振寧身上,似在等待什么。楊振寧終忍不住問:“總理病情既然早已確診,為何不讓他休息?”室內(nèi)忽然安靜,只剩鐘針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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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有逼他,”鄧穎超把聲音放輕,“恩來同志自己選擇繼續(xù)工作。”話雖平緩,分量卻重。她補充道,總理自1967年查出心臟缺血,到1973年確認腫瘤,始終堅持每日批閱文件。鄧穎超輕輕搖頭,“有人說他不要睡眠能活,那是夸張。他只是把睡眠壓縮到極限。”
這一問一答,不過數(shù)十秒,卻把楊振寧帶回五年前的記憶。1971年7月15日凌晨,巴黎奧利機場,楊振寧拎著一只舊手提箱登上飛往上海的法航班機。那趟旅程風險不小,中美尚未建交,美方不出簽證,他只得繞道法國。機身穿過云南上空時,駕駛員說:“已經(jīng)進入中國領(lǐng)空。”他望向云海,心跳像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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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滬第三天,他到華東醫(yī)院探望父親楊武之。病房外,父親拉著他的手,連聲說“回來就好”。正是父親的緊急來信,才讓國務院開綠燈。隨后的行程安排緊湊:復旦、中科院、交大,甚至老同學鄧稼先都抽空見面。7月28日晚,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燈火通明,周總理親自接待。一坐下,總理便以并不流利的英語笑問:“紐約天氣怎樣?” 五個多小時談話,議題從學生就業(yè)到中美乒乓球,他驚訝于總理的體力與記憶力。
然而,1973年冬的第二次會面透露出另一番景象。那天,總理衣領(lǐng)扣得很高,面色蒼白卻言語爽朗;他并未提自己的病,只關(guān)心教育改革。半年后,醫(yī)學報告才確認膀胱癌。外界不知情,連楊振寧也被瞞住。正因如此,當日與鄧穎超的對話才顯得格外沉重——原來第三次訪華時,那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已身處病痛折磨。
鄧穎超慢慢翻起往事。1925年,她與周恩來在廣州結(jié)婚,那張常被誤認作赴法合影的照片,其實是東征前夕拍攝。她輕笑著糾正訛傳,笑容一閃即逝,又被哀思覆蓋。談到周總理的作息,她抬手比劃:“困倦了,他就擦臉、喝咖啡,再工作。”一位醫(yī)護人員曾勸她勸總理少熬夜,她無奈答:“勸不動,他把工作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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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聽得出神,忽憶起紐約某記者的形容——“世界上最能工作的總理”。他本以為那是夸贊,此刻才領(lǐng)悟到背后的代價。鄧穎超見他神情黯然,輕聲說:“他心里裝著國家,一旦閑下來反而難受。”楊振寧點頭,情緒復雜。周總理去世的噩耗傳到美國時,紐約華僑社團的黑紗尚未褪色,他便立刻決定回國。此刻再聽病中細節(jié),更覺揪心。
短暫拜會結(jié)束,楊振寧隨工作人員步出大廳,長廊里空氣微涼。他抬頭望見金色屋檐,與五年前初訪時一樣,卻又完全不同。1971年那趟行程,他帶回美國的是“真實的中國”;1976年,他帶走的則是一個時代的背影。
回到北京飯店,楊振寧整晚未眠。次日,他與華國鋒會談,并提出設立中美青年學者互訪項目。華國鋒當即表示支持。六個月后,首批交換學生抵達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跨洋合作自此成型。有人問楊振寧為何如此執(zhí)著推動交流,他只淡淡答:“這是周總理生前的愿望,也是科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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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繼續(xù)向前。1980年代,楊振寧聯(lián)合復旦、清華建立量子場論討論班,又促成NSF對華合作基金。2003年定居清華園;2015年注銷美國籍,恢復中國戶口;201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外界議論他的人生選擇,他很少回應,只在一次座談中說了一句:“總理把畢生獻給國家,我們后輩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專業(yè)里盡力。”
江蘇廳的一次短暫會面,回答了那句“為什么不讓他休息”。不強求、不假托,只有對使命的執(zhí)著。周恩來如此,鄧穎超如此,后來選擇回國扎根的楊振寧,亦走在同一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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