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伊戰爭就能看出來，波斯的教士集團，不可能步巴列維的后塵

當年霍梅尼將那場戰爭稱作神圣保衛戰。西方的觀察家認為新政權無法支撐超過半年的時間。沒有料到他們能夠動員起數量上萬且年齡在8到15歲之間的少年組成天堂鑰匙敢死隊。讓孩子們步行穿過雷區為坦克開辟道路。當地雷發生爆炸的時候，有七八個孩子同時被炸飛，就連前線的指揮官在之后回憶起來都忍不住喉嚨哽咽。而就是這樣一種近乎殘酷的信仰力量，使得伊拉克的鋼鐵般的部隊停留在邊境線上。

我認為教士集團的生存智慧在戰爭初期便有所體現。1982年伊拉克軍隊進行后撤的時候，伊朗本是可以接受聯合國進行調停的，但是霍梅尼卻執意下達反攻的命令。從表面來看是宗教方面的狂熱，實際上是借助戰爭來鞏固內部的團結，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需要外部的威脅來對革命成果進行消化，如同人體需要病毒來激活免疫力是一樣的。這場持續了長達八年的消耗戰，使得伊朗損失了30萬的生命以及2000億美元的軍費，卻意外地形成了雙軌制的政體，也就是民選的政府負責日常的運轉，宗教系統掌握著最終極的權力。

巴列維王朝的潰敗成為了一個反面教材。在1979年革命的時候，美國卡特政府認為國王沒有希望了，就直接讓四十萬現代化軍隊不要向民眾開槍。教士集團到現在還記著被上級限制的那種沒有力量的感覺。所以他們把革命衛隊打造成為獨立于國防軍的屬于自己一方的部隊。革命衛隊不但擁有最先進的導彈，還掌控著石油、電信這類經濟領域。2024年的數據顯示，衛隊所屬企業占據伊朗GDP的百分之十五，這種利益方面的聯系比意識形態還要穩固。

教士集團能夠穩固地占據統治地位，或許是因為他們對人性有著較為深刻的洞察。在兩伊戰爭期間，陣亡士兵的家庭被授予烈士家屬的稱號，并且能夠享受到住房以及教育方面的優先權利。這種將犧牲轉化為特權的機制，使得保守派陣營在戰爭結束之后迅速地得以擴大。當2017年街頭抗議再次出現的時候，成千上萬領取政府補貼的底層民眾自發地組成人墻來保護清真寺，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更換一個政權或許就意味著福利會消失。

對比案例是值得人們去思考和推敲的。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能夠在長達13年的內戰中堅持下來，是因為少數派的阿拉維派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伊朗是一個什葉派占多數的國家，其統治的基礎本來就牢固得多。更不必說教士集團從巴列維王朝繼承下來的工業基礎，在1979年的時候伊朗就已經是世界上排名第九的工業強國了，現有的石化、軍工體系大多是建立在王朝時代的工廠基礎之上的。這種踩著前朝遺留下來的東西來反對前朝的悖論，好像是歷史開的一個玩笑。

這么一看，西方媒體老是愛做的預測伊朗政權會崩潰那一套，始終是一廂情愿的。例如在2025年油價出現大跌的情況時，革命衛隊立刻就開放私人投資煉油廠。這樣做一方面對財政壓力起到了緩解的作用，另一方面使得新興資本家和政權利益相互產生關聯。這種實用主義的靈活性，和四十年前那種讓少年去踩地雷的極端宗教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或許真正的統治秘訣是能夠釋放原始信仰的力量并且懂得與時俱進的利益算計。當2026年哈梅內伊繼任者人選不確定的時候，西方的分析師們應該重溫兩伊戰爭的舊錄像。很多沖向地雷陣并且高喊口號的少年，他們的后代現在掌控著導彈部隊以及石油鉆井。有些忠誠是經過血與火的淬煉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