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4日凌晨,北京西郊的天空仍有探照燈劃過,警報聲偶爾回蕩。江騰蛟獨坐在一臺短波收音機旁,指尖僵硬,臉色灰白。九一三事件讓林彪流亡未果,他猛然意識到自己押錯了注——這一天,成為他命運的分水嶺。
回顧十幾年前,同樣是深夜,1955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內,江騰蛟捧著剛授予的少將軍銜證書,興奮得幾乎睡不著覺。那時的他三十六歲,戰場舊傷尚未痊愈,卻得意地斷言自己還有大把前途。誰也想不到,短短十多年,他會被剝奪穿軍裝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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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騰蛟的起點并不低。1930年,他在湖北松滋參加紅軍,只有十一歲。十八歲那年,他領到一枚鮮紅的黨證。抗日烽火中,他頭部負傷,仍領人夜襲敵碉堡,硬是將日軍火力點炸毀。因為敢打敢拼,四野151師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在1949年落到他頭上,許多老兵服氣。
問題隨功勞一同增長。部隊里議論他“能打仗,也愛扎堆”。喝酒時,江騰蛟常說“有朋友才有路子”,口氣里透著小聰明。戰時人們顧不上深究,可進入和平建設期,這種處事方式逐漸顯形。
1966年夏天,他調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南京酷熱,他卻樂此不疲地在空調辦公室里接待各路“座上賓”。吳法憲視察,一桌八菜四湯,連少見的江南鰣魚都端上來,巴結得過了頭。空軍司令員聶鳳智見狀,當面指出“政委不抓訓練是不務正業”。這句批評成了兩人決裂的導火索。
之后兩年,江騰蛟借著群眾組織的名義,以各種理由“揭發聶鳳智歷史問題”。1968年,聶鳳智被迫離任。許多知情者搖頭:這不是斗爭,是報復。江騰蛟卻覺得自己勝券在握,他上書中央自薦,還暗中向林彪寫了效忠信,講的是“絕對忠誠,愿隨時聽令”。
毛澤東很快洞悉這股暗流。1968年10月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老人家丟下一句話:“此人不可重用。”當天文件下達到南京,江騰蛟被免職接受審查。職位丟了,他心中積起陰霾,更深地陷入林彪集團。
九一三事件后,審查組給他列出長長一卷紙:拉幫結派、誣陷同志、支持林彪篡黨等。面對鐵證,他無力辯解,只簽下“情況屬實”四字。1973年,他被開除黨籍和軍籍,成了“帶罪人員”。
時間到了1980年冬。經中央批準,公檢法聯合專案組準備開庭。工作人員找到他的長子江新德,希望了解家屬態度。對話只有短短幾句——“法院會公平判決,你父親的錯誤如何看?”“咎由自取,理應依法處理。”這番話后來在庭審記錄中留下了一行旁注:家屬立場堅定,無所保留。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軍事法庭宣判:江騰蛟犯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這個數字遠低于外界猜測,不得不說,組織考慮了他的戰功與認罪態度。聽到量刑,江騰蛟長出一口氣,似乎一塊石頭落地;家屬亦無言,只有輕輕相擁。
依規,江騰蛟被送往山西服刑。彼時他已年近花甲,舊傷復發,左腿時常隱隱作痛。獄中他堅持寫檢查,字跡歪斜卻能看出自責。1983年,經體檢確認患有嚴重胃疾和高血壓,獲準保外就醫,隨后與妻子李燕平在太原軍區干休所安排的宿舍中安度晚年。組織甚至關照,給他們家再分一套小居所,夫妻與子女各得安頓。
外間不乏指指點點,但多數鄰里只道他是位普通離休干部。傍晚散步時,他總愛駐足瞧一眼西山線條,似在回想過去的廝殺。偶爾路過電視間,屏幕里出現穿55式軍裝的將士,他會按住胸口,眼眶泛紅。有人勸他想開些,他苦笑:“錯都做了,哪敢奢求再披軍裝?”
李燕平看在眼里,悄悄去信有關部門。2009年初,九十歲的江騰蛟病危住進北京一家醫院。批準文件在病榻旁送達:去世后可穿1955式將官常服。老人雙手發抖,拉著老伴的手連聲說“謝謝組織”。5月8日,他帶著這身遲到的戎裝走完最后一程。
葬禮極簡,只請了親友與幾位同鄉老兵。江新德在靈前默立,心里翻涌,卻只對熟人淡淡點頭。事后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的那句“咎由自取”,他搖頭道:“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父親當年懂這個道理,卻終究沒做到。我替他把話說出來,也算給自己留個交代。”
江騰蛟的故事里,功與過像雙股繩,纏纏繞繞。他的英勇與他的偏執同在,熱血與私心并存。歷史檔案寫下了落筆為據的定論,親屬的一句“咎由自取”則像一面鏡子,提醒后來者:有才能并非護身符,方向一錯,縱有赫赫戰功,也可在瞬間墜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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