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軍官的“鄙視鏈”，保定系為何看不起黃埔系？答案很簡單

一百多年前的民國軍官圈子里，保定系最鄙視的就是黃埔系。要知道，黃埔系后來名滿天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主宰了民國后期軍政格局。

這就奇怪了，按理說，黃埔軍校是“校長”蔣介石的嫡系，黃埔生們更是被稱作“天子門生”，風光無限，怎么就成了被老前輩們瞧不上的對象呢？

“老前輩”與“速成班”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規化、系統化的陸軍軍官學校。

雖然正式名稱定于1912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袁世凱搞北洋新軍時創辦的各種武備學堂。是中國現代軍事教育的“老祖宗”，是培養職業軍官的搖籃。

想進保定軍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學員們得先在各地的陸軍小學念三年，再到陸軍中學念兩年，經過嚴格的篩選和淘汰，最后才能進入保定軍校進行為期兩年的專業深造。

整個培養周期算下來，一個合格的保定畢業生，至少接受了長達七年的系統軍事教育。他們學習的課程，從戰術理論、兵器學到測繪學，都是引進當時軍事強國德國和日本的全套體系，講究的是一個“科班出身”。

所以，從保定軍校走出來的軍官，普遍都有一種強烈的精英意識和專業自豪感，他們認為自己才是真正懂軍事的“內行人”。

那么，黃埔軍校呢？黃埔軍校是在1924年，也就是保定軍校停辦的第二年才成立的。

它和保定軍校完全不同。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多次革命失敗后痛定思痛，覺得沒有一支忠于革命、忠于黨的軍隊是不行的。

于是，在蘇聯的幫助下，創辦了黃埔軍校，目的非常明確：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國民革命軍培養出一批既懂軍事、更懂政治的基層骨干。

這就決定了黃埔軍校的教育模式必然是“短、平、快”。黃埔一期的學生，從入學到畢業，滿打滿算也就半年左右的時間。

這么短的時間里，軍事課程只能是挑最基礎、最實用的講，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政治教育上，學習三民主義，強調對領袖的絕對忠誠。

在那些受了七八年正規軍事訓練的保定系前輩眼里，黃埔軍校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軍官，頂多算是個“速成班”出來的學生，軍事素養和理論功底都差得遠了。

這就好比一個在頂級音樂學院學了七八年古典樂的科班生，去看一個只學了半年吉他彈唱的流行歌手，那種專業上的優越感和骨子里的“看不起”，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我教你打仗，你管我叫哥？”

黃埔軍校從上到下，簡直就是個“保定同學會”。黃埔軍校的校長蔣介石，雖然他更喜歡強調自己留日“士官系”的背景，但他確實也在保定軍校的前身之一，陸軍速成學堂學習過，算是廣義上的“保定系”。

而黃埔軍校早期的領導層和核心教官團隊，更是清一色的保定畢業生。

比如，黃埔軍校最初的教育長是鄧演達（保定一期），教練部主任是李濟深（保定速成學堂），教授部主任王柏齡（保定三期），還有后來的陳誠、顧祝同、劉峙等等，哪個不是響當當的保定畢業生？

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局面。對于保定系的軍官來說，黃埔軍校就是他們那幫“師兄弟”辦的學校，黃埔生自然就是他們的“徒子徒孫”輩。

在講究論資排輩的舊時代軍隊里，這種“輩分”觀念是根深蒂固的。

保定生看到黃埔生，就像是經驗豐富的老工程師看到剛從自己徒弟辦的培訓班里出來的實習生，心態上自然是“老師輩”看“學生輩”。

然而，尷尬的地方就在于，這些“學生輩”的晉升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北伐戰爭開始后，革命形勢飛速發展，軍隊急劇擴張，對中下級軍官的需求極大。黃埔生們因為“政治可靠”、“領袖信任”，被迅速提拔到各個重要崗位。

短短幾年時間，一個黃埔一期的畢業生，可能就已經從排連長升到了團長、旅長，甚至師長。

這下子，局面就變得微妙起來了。一個保定系畢業，在軍隊里勤勤懇懇干了十幾年才當上團長的軍官，一轉眼發現，自己對面那個軍長，竟然是黃埔四期畢業的，年齡比自己小一截，軍事履歷更是淺得可憐。

甚至在開會的時候，一個當年的“學生”，如今卻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官階更高，還要對自己發號施令。

這種心理上的落差和不平衡，是人之常情。

嘴上可能不說，但心里的嘀咕肯定是少不了的：“你那點東西還是我們保定人教的，憑什么爬那么快？”這種由師生輩分錯位帶來的尷尬和不服氣，極大地加劇了保定系對黃埔系的集體性輕視。

權力游戲的規則變了

如果僅僅是出身和資歷的差異，保定系和黃埔系之間的矛盾或許還停留在業務能力和個人情感層面。但真正讓這條“鄙視鏈”變得尖銳和殘酷的，是權力游戲規則的徹底改變。

在傳統的北洋軍閥體系和早期的國民革命軍中，軍隊的晉升大體上還遵循著一套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看資歷、看戰功，也就是所謂的“憑本事吃飯”。

在這套規則下，保定系軍官無疑是占盡優勢的。

他們畢業早、資歷老、專業知識扎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從基層往上走，占據了軍隊中高級指揮崗位的大多數。

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國民黨軍隊的權力金字塔里，塔尖上坐著的絕大多數都是保定系將領。

但是，蔣介石的崛起，徹底改變了這套玩法。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的校長，他最看重的不是一個軍官的軍事才能有多高，而是他對自己是否絕對忠誠。

而黃埔學生，正是他親手培養、用來鞏固個人權力的政治資本和軍事力量。他們是蔣介石的“天子門生”，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己人”。

于是，一個新的游戲規則誕生了：忠誠高于能力，關系重于資歷。黃埔系軍官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因為他們在戰場上有多么超凡的表現，而是因為他們是“校長”最信賴的力量。這種“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現象，讓那些自視甚高、講究“憑本事吃飯”的保定系軍官感到極度的不公和憤慨。

他們覺得，黃埔系這幫“小子”不過是靠著拍校長的馬屁、靠著裙帶關系才上位的，根本不是靠真本事。

這種派系之見和內部矛盾，當時已經不是什么秘密。就連社會輿論都看在眼里。

例如，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大公報》就曾一針見血地評論過蔣介石麾下的內部問題，指出其部隊離心的重要原因就是“‘軍官’‘黃埔’之分派”，這里的“軍官”指的就是以保定系為代表的非黃埔軍官。

這篇報道還提到，蔣介石對兩派態度不同，導致黃埔派日益驕橫，而其他派系則怨氣日增。

戰場見真章

戰爭是檢驗軍人成色的唯一標準。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體系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這樣的最高決策層，依然是保定系的天下，比如指揮忻口會戰的衛立煌、坐鎮第五戰區的李宗仁等等，他們是運籌帷幄的“帥才”。

而在一線的軍、師、團級單位，唱主角的則變成了黃埔系的中青年將領，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張靈甫、胡宗南等人，他們是沖鋒陷陣的“將才”。

這種“保定帥、黃埔將”的格局，既是歷史形成的必然，也帶來了無數的摩擦與碰撞。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臺兒莊大捷。

此役的總指揮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他雖非保定嫡系，但代表了資歷深厚的地方實力派和舊軍事體系。他麾下有一支關鍵力量，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這是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裝備精良，戰斗力強。

然而在戰役關鍵時刻，李宗仁卻發現自己很難調動湯恩伯部。他三令五申要求湯恩伯南下夾擊日軍，湯恩伯卻屢次三番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拖延不前，意圖保存實力。

李宗仁在回憶錄里對此事大發雷霆，甚至一度要用軍法處置湯恩伯。李宗仁這樣的老將，習慣了令行禁止的傳統指揮模式，而湯恩伯這樣的嫡系將領，他首先考慮的可能是如何向“校長”交代，而不是戰區長官的命令。

不過，也正是在殘酷的戰爭中，大批黃埔系將領用鮮血和生命證明了自己的價值。

他們在淞滬的血肉磨坊里、在南京的殊死抵抗中、在昆侖關的攻堅戰里，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血性。

雖然他們的戰術指揮或許不如老前輩們那般老練，但他們的戰斗意志和犧牲精神，也讓許多保定系的老大哥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群“速成班”的后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