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山下的沉冤往事：曾昭燏、姚遷兩代院長的悲歌始末

（全文11700字，閱讀約15分鐘）

【一】

坐落在金陵城外紫金山腳下的南京博物院，不僅是數以萬計的國寶文物貯藏地，更是這個民族滄桑悲壯與知識分子春秋風骨的見證者。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為了躲避日本侵華的戰火，一大批國寶級別的文物開啟了自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輾轉南下的轉運征程。

起先，人們對于故宮文物究竟要轉運到哪里七嘴八舌，國民黨元老、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張繼主張遷往西安，大學問家、時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主張遷往上海。直到1933年初侵華日軍打到了山海關時，蔣介石才最終一錘定音，指示將故宮文物全部遷往南京。

1933年2月7日清晨，天剛蒙蒙亮，故宮第一批南遷文物從午門悄然出發，登上了等候在北京前門西站的列車。以此為標志，前后共有超過13000箱國寶級文物被運離了北京故宮。

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此計劃在南京新籌組國立中央博物院，隨后又在1934年正式設立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蔡元培、傅斯年、李濟等大師級人物都參與到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的緊張籌備和建設中。

按照梁思成、徐敬直等人設計的藍本，國立中央博物院一期工程規劃了人文館、工藝館、自然館等三大館，但直到1937年底南京淪陷時，三大館中也只有人文館剛剛建成了大半。

于是，這些無處安放的故宮南遷文物不得已再次踏上了顛沛流離的征途。此后幾年中，這批文物坐過火車、乘過飛機、渡過長江、搭過馬車、走過蜀道、入過洞穴、躲進過祠堂廟宇，跋涉了中西部近十個省份的土地，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它們才艱難回歸了尚未建成的國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館。

但好景不長，隨著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這13000多箱故宮南遷文物中又有近3000箱被運離大陸，跨越海峽奔赴了臺灣。后來，臺灣方面為這批文物專門于臺北近郊的士林區營建了一座新的博物館，這就是如今的臺北故宮博物院，又稱中山博物院。

同時，在南京解放后，原先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就連同位于南京朝天宮江寧學府舊址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蘇州太平天國忠王府的江蘇省博物館合并，一道改建為了新的南京博物院。今天南京博物院的正殿，其前身就是國立中央博物院的人文館。

自此，伴隨著故宮文物南遷的軌跡，中華大地上便最終形成了現如今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三大頂級博物館并存鼎立的格局。

【二】

就如同這些背井離鄉的文物們一樣，南京博物院從建院伊始就被籠罩上了一層悲情的暮色。

1934年初，曾負責從北洋軍閥政府手中接收故宮的首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被人誣陷為“盜賣故宮文物”，不得已請辭職務。僅三年多后，易培基就病逝在了距離淪陷僅剩兩個月的上海。

易培基，這位民國時代的大知識分子，早年曾受教于章太炎，擔任過黎元洪的秘書，在湖南一師教過書，當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是故宮博物院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湖南一師教過的學生中就有那位扭轉了中國乾坤的大人物。

后來這位學生評價易培基說：“他是個好人”。魯迅也評價他說：“易先生的學問、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惡勢力奮斗的勇氣，是本會同人素來所欽佩的”。

與易培基一道負責故宮文物南遷的傅斯年和李濟，則先后擔任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相當于院長）。

1938年，也就是南京淪陷后、故宮文物剛剛踏上西遷征途時，傅斯年給李濟推薦了一位剛剛從海外留學歸來、取得了英國倫敦大學考古學碩士學位的女學者作為助手，這個人就是曾昭燏。

曾昭燏是一位典型的名門閨秀，他的曾祖父曾國潢曾官至清朝通議大夫、建威將軍，為正三品文職散階、正一品武職散階。曾國潢有一位親哥哥，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的曾國藩。

曾昭燏有一位哥哥叫曾昭掄，他是一位著名化學家，解放后做到了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的夫人叫俞大，她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由于曾昭掄和俞大屬于“親上加親”，所以二人就沒有生育子女。俞大的母親曾廣珊頗受蔣介石敬重，哥哥俞大維曾在民國時期擔任過交通部長，妹妹俞大彩則嫁給了傅斯年。

當時，李濟為了響應國民政府開發邊疆文明的號召，率隊在西部大后方開展了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矢志于考古事業的曾昭燏寸步不離李濟左右，二人一道深入云南大理蒼山洱海的山川田野間埋頭考古。

這期間，曾昭燏和李濟還合著了一本《博物館》，這本著作后來成為了考古學界和博物館學界的開山鼻祖之作，也奠定了曾昭燏在中國考古學界的權威地位。到了解放前，中國考古界便已有了“北夏南曾”之說，“北夏”指的是北京大學的夏鼐，后來夏鼐擔任了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而“南曾”指的就是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

到了1948年底，眼瞅著南京即將失守，國民黨政府便把故宮文物運遷臺灣一事提上了日程。得知消息的曾昭燏心急如焚，她不僅本人拒絕登船赴臺，而且堅決制止將故宮文物運往臺灣，為此還多次上書請愿、據理力爭。

曾昭燏在請愿信中寫道：“文物乃民族之魂，是全體國民的共同財富，非某一黨派之私產。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之后，萬一有任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

曾昭燏將故宮文物即將遷臺的內情透露給了報館媒體，瞬間引發了輿論嘩然。面對各方壓力，時任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的杭立武無奈只得將一部分本已打包起運的文物又送返了南京，最終，存放在南京的13000多箱故宮南遷文物中只有大約1/4被運到了臺灣。

從這個角度說，曾昭燏對南京博物院居功至偉。

【三】

1950年，國立中央博物院正式改稱南京博物院，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部長徐平羽兼任院長，曾昭燏擔任副院長、主持博物院日常工作。

1956年，曾昭燏正式就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由此她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博物館館長。

擔任院長后，曾昭燏立下的第一條規矩就是禁止博物館工作人員與文物販子勾結、倒賣文物、中飽私囊。曾昭燏在全院大會上說：“本院從事文物工作的人員，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絕對不準私人收藏古董，也不能與這個生意沾邊”。

為了展示自己的決心，曾昭燏主動拿出了一套家中祖傳的清代官窯粉彩茶具，這是一件乾隆年間的宮廷御用品，從曾國藩那輩開始就被收藏在了家中，質地精良、價值連城。曾昭燏將這套茶具無償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并說：

“這是我私人收藏的最后一件古董，從今天起，我與古董買賣一刀兩斷，也希望全院同仁能與我共勉”，“從今往后，南博上下，任何人都不得觸碰私人收藏古董的紅線，違者嚴懲不貸”。

在當時，動員和搜集民間文物藏品也是曾昭燏的一項工作。50年代正值公私合營的高潮，私人收藏文物會被視為“封建殘余”、“資本主義尾巴”，在這種背景下，在江浙地區擁有最豐富藝術藏品的龐家一度整日惴惴不安。

曾昭燏親自登門拜訪了龐增和，她沒有用“公私合營”、“支援國家建設”這類上綱上線的政策口號或道德標榜來綁架龐增和，而是利用龐增和本就存在的焦慮心理，一方面對龐家的藏品細數淵源，以此與龐增和拉近距離，另一方面從國家擁有比私人更先進的文物保護及修復的專業能力入手，對龐增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就這樣，在經過了再三猶豫和掙扎之后，龐增和最終決定將家中祖傳的137件珍貴書畫藏品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這其中就包括那幅明代著名畫家、“吳門四家”之一仇英的經典畫作——《江南春》。

曾昭燏本以為她的考古和博物館事業正在走向一個新的春天，可她萬萬沒想到即將迎來的卻是一番萬劫不復的局面。

進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種“反右傾”、“四清”運動一輪接著一輪。曾昭燏的顯赫家世背景、英國留學經歷、民國時期供職履歷、在搜集民間藏品過程中與各路收藏家交往的“黑歷史”都被人給扒了出來，甚至就連她為答謝龐增和捐贈而舉辦的宴席、為龐增和父親龐萊臣舉辦的冥壽紀念都被人指責為了“公款吃喝”、“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搞封建迷信”。

遭受批斗的曾昭燏在個人日記中無奈地寫道：“我一片赤誠，為國家征集文物，卻落得如此下場。這場宴席，本是人之常情，卻被人拿來大做文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四】

到了1964年，針對曾昭燏的批判再度升級，組織上把曾昭燏列為“重點批判對象”，南京博物院為她專門舉行了批斗大會。

在批斗大會上，隨著一張曾昭燏在解放前陪同蔣介石參觀中央博物院的合影照片被人亮了出來，批斗者的囂張氣焰也被推到了最高潮。“崇洋媚外”、“里通外國”、“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破壞文物”、“盜竊國寶”等一頂頂帽子被扣在曾昭燏的頭上，曾昭燏的頭也被人摁到了最低。

絕望的曾昭燏在日記中寫道：“天地之大，竟無容身之處；滿腔赤誠，卻遭如此猜忌。我何罪之有？為何要這樣對我？”

更要命的是，有的批斗者還叫囂“博物館是封建殘余，應該取締”、“考古發掘是浪費資源，是宣揚封建文化，應該停止”，這使得曾昭燏耗盡畢生精力、歷經苦心孤詣方才成就些微的考古和文物成果有不少都因此付之東流。

1964年初，身心俱疲的曾昭燏終因長期營養不良、神經衰弱而患上了抑郁癥，被送進了南京丁山療養院接受治療。躺在病床上的曾昭燏時常徹夜難眠、精神恍惚，但依然帶病堅持工作。

1964年12月，病情稍有好轉的曾昭燏剛一出院回到家中，就看到了批斗者仍舊游蕩在她家門外，恐嚇信也堆滿了她家門口，情緒突然失控的她病情立馬再度加重。失望至極的曾昭燏以要出去散心為名，讓司機開車將她送到了紫金山腳下的靈谷寺。

靈谷寺——這座始建于南梁時期、由朱元璋親自命名、古代鐘山70余座佛寺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寺院，對曾昭燏來說有著別樣的意義。因為就在一個世紀前的清朝同治年間，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他的弟弟、也就是后任兩江總督曾國荃二人先后主導了對靈谷寺的修繕，二人還曾多次率眾前往靈谷寺焚香祈雨。

曾昭燏一人登上靈谷塔，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的視野中。十幾分鐘后，一聲沉悶的巨響劃破了紫金山的孤寂，人們紛紛朝著靈谷塔的方向望去，只見塔下的石階草叢中凌亂地臥著一具鮮血橫流的瘦弱身軀——

曾昭燏以一種最為決絕的方式，從靈谷塔上縱身一躍，與這個世界告了別……

隨即趕到現場的民警從曾昭燏的大衣口袋里搜出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行小字：“我的死，與司機無關”。

在那個特殊年代里，沒有人愿意、也沒有人膽敢為曾昭燏的冤死討個說法。省里經過討論后，決定對曾昭燏的死秘而不宣，并下達了三條指示：不發訃告、不舉行追悼會、以家屬名義料理喪事。

就這樣，曾昭燏的身后事辦得落魄凄涼，不但連最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都沒有舉辦，甚至連前來送別的家屬都被禁止前往火葬場。曾昭燏的骨灰被工作人員收殮進了一口薄薄的木質棺材中，最后被草草埋葬在牛首山下的一處荒郊辟嶺中，連一座像樣的墓碑都沒有。

得知曾昭燏跳塔身亡的噩耗后，中國近現代最著名的大學問家、曾昭燏的表兄陳寅恪當場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當時，風燭殘年的陳寅恪雙腿已無法直立行走，雙目亦已失明，但他還是強撐著病體寫下了一首詩——《乙巳元夕前二日始聞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君逝世于靈谷寺追挽一律》，來祭奠這位與他在靈魂上惺惺相惜的表妹曾昭燏：

“論交三世舊通家，初見長安歲月賒。

何待濟尼知道韞，未聞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誰惜，白璧青蠅事可嗟。

靈谷煩冤應夜哭，天陰雨濕隔天涯。”

曾昭燏畢生未婚，她生前曾說，自己這輩子“嫁給了博物館”。

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得到平反后，南京博物院才為曾昭燏這位老院長補辦了追悼會，并重新安葬了她在牛首山下的墓地。

【五】

1964年曾昭燏離世后，她原先的副手姚遷接任了南京博物院院長職務。

可誰都沒有想到，多年以后姚遷竟然如影隨形地繼承了曾昭燏的悲劇，成為了另一起冤案的主人公，他本人也成了南京博物院歷史上第二位以死亡來自證清白的院長。

姚遷本名姚憲昌，姚憲昌在40年代讀書時適逢戰亂，他所在的江蘇邱升中學被迫多次遷校，期間姚憲昌便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遷。姚遷不僅是文物考古和博物館界的資深大拿，還對歷史和紅學頗有研究，曾任江蘇省紅樓夢學會會長、南京太平天國史學會副會長。

姚遷不會預見到，他盡管沒有遭到像曾昭燏那樣的人格批斗，但最后竟被栽贓在了自己親手管理的南京博物院館藏文物上。

對于這一段曲折的歷史，著名文學家、國學家、原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馮其庸先生在《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第十部分《項羽不死于烏江考》之小標題四“姚遷事件”章節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原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在《我的學術小傳——胡明福自傳》之“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自殺事件”章節中，姚遷的遺孀孫和君女士整理的《姚遷紀念文集》中，《炎黃春秋》雜志社總編輯徐慶全整理的訪談記錄中，以及當年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做過十分詳實的記載。

馮其庸與姚遷是通過研究《紅樓夢》而相識的，馮其庸曾記述說：

“為什么1984年會出現“姚遷事件”呢？因為江蘇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尤其是字畫，經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畫去看。”

可姚遷是一個講原則的人，他將前任院長曾昭燏留下的館訓牢記于心，所以即便是不得已要把這些文物借給一些老同志們觀賞，他也會讓人如實記錄在冊，到了點兒便會上門催還。馮其庸對此有過記述：

“按說這種做法都已經不合適了，因為博物館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給私人的……但是因為他們是省委領導，姚遷也無奈，就讓他們借回去了。

但是姚遷非常認真，他都記錄了，誰借什么，借的時間多久，到時間他就去催，催不回來他也去催，經常是隔一段時間就去催。后來這些老同志心里有點不高興了。”

其實，馮其庸所說的1984年已經是“姚遷事件”達到高潮的前夜了。因為早在幾年之前，姚遷就已經被人舉報貪污外匯、生活作風腐化，而這些舉報最后經過調查，純屬子虛烏有的構陷。可舉報者并不死心，他們很快又以姚遷涉嫌剽竊侵占他人科研學術成果為理由，將姚遷告到了上級那里。

把時間倒回1983年春夏，當時有兩名《光明日報》的記者先后兩次來到南京，專門采訪姚遷涉嫌剽竊侵占他人科研學術成果的事件。這兩名記者盛氣凌人地對姚遷表示，自己是帶著“XXX部長的指示”來調查此事的。

當年8月，江蘇省文化局黨組經過調查后，認定南京博物院員工王某某針對院長姚遷的舉報并不屬實，明確作出了“姚遷沒有侵占王某某的科研成果”的結論，當時江蘇省委也認可了這一調查結果。

盡管《光明日報》后來還是在內部“情況反映”中采納了兩名記者撰寫的調查報告，也就是說仍傾向于認為姚遷存在剽竊侵占他人科研學術成果的問題，但這畢竟屬于《光明日報》報送的內參信息，所以也就沒有在社會上引發什么影響。

【六】

可是，舉報姚遷的王某某不甘就此作罷，他很快又向《光明日報》提交了一套更加完善的“證據”，詳細舉證了姚遷確實存在剽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的理由。

然而事實上，這些所謂的“證據”全都是王某某拼湊偽造的。比如，王某某指控的姚遷抄襲剽竊的成果——《六朝藝術》一書出版于1981年，而他提交的所謂“自己的原始研究手稿”的紙張生產日期卻是1983年。

當時，姚遷曾對馮其庸吐槽過這件事，馮其庸對此是這么記述的：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遷做了鑒定，當時就講了鑒定的具體意見。南博有個干部就把它記錄了，還寫成文章，他自己想發表，但是，因為他是一般的干部，也沒有研究，他怕發表不了，就把姚遷的名字放在一起了。人家一看有姚遷的名字，當然就發表了。

發表了以后，此人再去告訴姚遷，還把稿費要給他一部分。姚遷一知道這件事情就批評了他，說：你怎么自說自話就寫文章，博物院的藏品你寫文章應該先告訴我，另外，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見，把我的名字也放上去了？就批評了他一通，錢當然沒有要。

當時就是這么一件事情，后來就是因為找不到姚遷別的什么事情了，就借著這個說他剽竊某某人的文章。南京博物院的許多干部都是支持姚遷的，覺得這是個大笑話。因為此人在文物研究上沒有什么學問，只是記錄姚遷說的話，還瞞著姚遷寫了文章，還私自把姚遷的名字用上去了，只是為了保證這篇文章能發表，反過來卻說是姚遷剽竊他的文章……”

可既然出現了新的“證據”，《光明日報》和江蘇省方面便都不敢怠慢了。

很快，省里就重啟了對此案的調查，省文化廳也派出了一個五人調查小組進駐南京博物院，到1984年4月就形成了一份《關于姚遷同志剽竊、侵占科研人員的學術成果的調查報告》，認定姚遷存在剽竊侵占他人科研學術成果的“事實”，全盤推翻了此前作出的姚遷“無錯”的結論。

當時，胡福明因為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一時風頭無兩，已被破格提拔為了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他后來在記述中說：

“一天，我拿到一份調查報告，是宣傳部組織的調查組撰寫的，內容是揭露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同志把科研人員的科研論文以自己的名義公開發表。

我看了，覺得內容很多。但是，我不知道這個調查組是怎么成立的，是根據哪些科研人員的揭發成立的。我更沒有調查每篇文章寫作情況、發表過程。總之，沒有任何調研，就盲目地認同了這個調查報告。

我本不認識姚遷，但受命找姚遷同志談話，要他寫檢查。”

就這樣，姚遷的“罪行”便被定了案。1984年8月，江蘇省委宣傳部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調查組在會上宣讀了姚遷所犯的“錯誤”以及組織上的處理意見，并拒絕了姚遷提出的一切合理訴求。

緊接著在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連續兩天在報紙上刊發了三篇報道——《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對姚遷同志所犯錯誤問題，江蘇省委宣傳部作出有關決定》、《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同時還配發了一篇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

經過《光明日報》連續幾篇高調報道的傳播與發酵，姚遷的“罪行”已經是盡人皆知。

1984年8月底，胡福明和江蘇省文化廳負責人再次趕往南京博物院，文化廳負責人當眾聲稱：“姚遷錯誤性質更嚴重的是他對問題態度不好，是委曲的、抵觸的！”

【七】

心力交瘁的姚遷身體愈發不堪重負，1984年9月初，再也支撐不住的姚遷被緊急送往了醫院救治。

這期間，姚遷還抱恙出席了南京博物院與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聯合舉辦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展，這是改革開放后江蘇省首次與日本官方機構合辦的大型文物交流活動。活動開幕當天，姚遷作為主辦方代表與日方代表在活動現場一起合影留念，這件事被媒體報道了出來。

萬萬沒想到的是，就是這樣一場再正常不過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立馬就讓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再次拿到了對姚遷落井下石的口實。隨著一封封指稱姚遷“崇洋媚外”、“向日本鞠躬”、“搞精神污染”的匿名信被遞進省委，省委的一位主管領導也坐不住了，他說：“姚遷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業務失誤，而是立場問題”。

隨著對姚遷批判的升級，省文化廳的負責人又一次前往南京博物院，聲稱：“我們有省委負責同志的指示，姚遷問題的性質是嚴重的，希望姚遷同志早日出院，做嚴肅認真的自我批評”，“姚遷必須做一個像樣的檢查”。

最后，看到遲遲等不來姚遷的檢查認錯，省里便向姚遷下達了一條口頭指示：“暫停院長職務，配合審查”。

收到通知的姚遷精神又一次受到刺激，病情立馬加重，于是又被緊急送到了醫院。在醫院里，姚遷的形象已經跌落至谷底，就連照顧他的護士都不愿給他好臉色看。馮其庸曾寫道：

“有一次我（指馮其庸）看到他（指姚遷），那時候還沒有到最后嚴重的地步。他告訴我，他到醫院去看病，連護士都對他帶著一種另外的讓他很難受的眼光，他看病都沒有地方看了。”

1984年11月7日，眾叛親離、求告無門的姚遷不愿再受人白眼，他強忍著頭痛，讓妻子孫和君攙扶著他離開了醫院。當晚，姚遷在家中對妻子說：“他們不給我清白，我就用命換”。

1984年11月8日凌晨，姚遷用一系白綾結束了自己58歲的人生……

后來人們發現，在姚遷自縊的現場辦公桌上，還赫然擺放著一本1982年版的《文物保護法》，書的扉頁上還有他題寫的“堅守初心，至死不渝”八個大字。

對于這段往事，馮其庸記述說：

“后來徐湖平告訴我，姚遷拿到我的這封信以后（先前馮其庸曾給姚遷寫過一封信，內容是答應要幫姚遷申訴冤屈），淚如雨下，不斷地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他家里的人以為他是說，省里要給他定罪了，等馮先生來不及了，以為是這個意思。其實他覺得有冤無處訴，下決心以死抗爭了，所以當天夜里就上吊死了。

據說第二天發現了，地上都是掉的眼淚，一大片，還有很多香煙頭，抽了不少煙……”

馮其庸在這段話里提到的徐湖平，便是后來的南京博物院院長。

【八】

姚遷的死，立刻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轟動。

著名書畫家董欣賓此前與姚遷并無深交，但他聞訊后義憤填膺，第一個趕到了現場看望姚遷的遺體。

隨后，董欣賓四處找人反映姚遷的冤情，期間他還找到了曾在文革期間被姚遷搭救過的著名作家高曉聲。眼見高曉聲試圖回避此事，董欣賓當即破口大罵高曉聲是“忘恩負義”。

瞬間被罵醒了的高曉聲決定不再沉默，他給《人民日報》寫信說：“姚遷為黨和人民勤懇工作多年，人們沒有權利在他臨近退休之年夸大他的錯誤，給他如此一個下臺”。

這段故事后來在徐湖平的記述中曾被提及過——

與此同時，另一位江蘇作家龐瑞垠也提筆向《人民日報》寫信說：“姚遷之死是罕見的一大冤案”，“姚遷同志是死諫，以非常手段了卻余生，以對極左思潮的抗爭”。

幾天后，《人民日報》在內部的“情況匯報”上，將高曉聲和龐瑞垠的來信作為內參提交給了中央，編輯還在二人的來信前加了按語，認為姚遷是“受到錯誤批判被迫害致死”。

與此同時，馮其庸也在北京四處奔走活動，他憑借自己的聲望和人脈，費盡周折先后找到了好幾位中央高層領導，向他們原原本本地反映了姚遷生前遭受到的冤屈。

經過一番堅持不懈的努力，這些正義的呼聲通過各種渠道終于匯集到了高層的案頭。高層對此批示說：“我們現在要講實事求是、安定團結，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錯案，這是個大原則”。

這段故事在馮其庸的記述中也有提及：

“沒有幾天，XX同志下命令，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南京去徹底調查姚遷事件，一定要平反、昭雪、見報，才準許調查組回來。”

就這樣在1984年6月，中紀委專門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南下江蘇針對“姚遷事件”展開了徹底的調查。在歷時兩個月的搜集取證研判后，調查組最終認定姚遷一案是徹頭徹尾的冤案，決定對姚遷平反昭雪。

1985年8月4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起事件的來龍去脈和處理結果：

“調查報告認為，原來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同志的結論性意見和《光明日報》對姚遷的點名批評不是實事求是的，定性是錯誤的。”

“報告說，省委宣傳部根據調查組的調查，認定姚遷不但在署名文章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而且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上也存在不少問題。這個結論性意見是在沒有向本人認真核對事實和聽取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的。”

“調查報告說，姚遷同志看到《光明日報》的報道后，連喊冤枉。南京博物院一副院長說，這是對姚遷同志搞傾盆大雨，不教而誅。這些報道使姚精神壓力很大，情緒反常，于1984年11月8日凌晨在家中自縊身死。

中紀委調查組對姚遷在署名問題上受到指責的二十五篇文章、圖錄作了具體調查和分析，認為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在文章署名問題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有的文章還帶有剽竊性質的認定，不是實事求是的，“侵占”、“剽竊”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調查報告說，《光明日報》在姚遷事件中，犯有嚴重錯誤：報道時既不核實情況，又不聽取本人意見，嚴重失實就連續報道，公開批評，并且在評論中任意上綱。”

“中央紀委責成《光明日報》編委會對此作出認真檢查，對有關人員作出處理。江蘇省委對在查處姚遷問題過程中犯有錯誤的人員也作出了處分決定，這些處分決定已經中央批準。”

調查結果公布后，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葉緒泰、原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汪海粟等人都被處以了或免職或調離的處分，《光明日報》也公開做了檢討。

在這起事件中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的胡福明也對此悔恨不已，他在記述中說：

“在宣傳部工作期間，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沒犯錯誤，但在行政工作上犯了個大錯誤。這就是姚遷事件。”

“在姚遷同志問題上，我犯錯誤的根源是沒有作調查研究，違背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犯了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錯誤，這正是理論脫離實踐的惡果。我這個書生從政真不行。”

【九】

講到這里，很多人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

姚遷因為催還文物而惹惱了省委老同志的事兒是早就發生了的，為什么1983年時江蘇省委還說有關姚遷剽竊侵占他人科研學術成果的指控不屬實，可到了1984年時態度就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難道舉報姚遷的南京博物院員工王某某新提交的“證據”就有那么大的威懾力嗎？

關于個中緣由，直到二十多以后的2011年，已經退休多年的原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葉緒泰和原《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王強華在南京會過一次面，這兩位“姚遷事件”的主要當事者在一起追憶了當年的往事。

彼時一同在場的原《江蘇經濟報》副總編輯王喜根將兩人的這段對話記錄了下來，并整理成一份《王強華、葉緒泰時隔25年的對話》文稿，后來又經由徐慶全之手傳播了出來。

在這段對話中，王強華坦誠了當時《光明日報》幾次三番介入“姚遷事件”的原因：

“當時稿子的線索，不是我們自己找的，是XXX”，“是他批給我們光明日報去做的”，“不是我們主動插手”。

正是因為接到了XXX的批示，《光明日報》才在1983年派出兩名記者前往南京調查采寫了此事。但因為當時江蘇省方面不認為姚遷犯了錯，所以《光明日報》在1983年時就沒有公開報道此事，只是在當年底通過內參形式上報了調查結果，算是向領導交了差。

本來大家覺得這件事到此就已經結束了，但不巧的是，1984年初一位高級干部來南京公干，他帶來了《光明日報》這份反映“姚遷事件”的內參報告，并將這份報告轉交給了當時江蘇省委的主要負責人，囑托他了解處理此事。

再之后，才發生了南京博物院職工王某某向《光明日報》提交所謂“姚遷剽竊侵占他人科研學術成果的進一步證據”的事。這樣一來，江蘇省方面推翻此前的結論、重啟對姚遷的調查也就變得師出有名了。

可想而知，1984年展開的對姚遷涉嫌剽竊侵占學術成果一事的第二次調查，從一開始就是帶著明確目的和偏見的，所謂“證據”也都是計劃中的一環。彼時的姚遷事實上已經被擺到了砧板上，在上級看來，姚遷就只有坦白從寬和負隅頑抗這兩條路可選。

至于這位高級干部為什么要跟江蘇省方面同步《光明日報》的內參、并囑托他們了解處理此事，由于相關當事人已經離世，所以至今仍是一個謎。

直到1984年11月姚遷選擇了自縊，這起案件才最終掀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也真正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姚遷被冤屈的事實真相才得以被大白于天下。

對此，葉緒泰在這段對話中也坦言：

“中央這么大做文章，我是沒有準備的”，“但是這個事情上，南京是有背景的，可以說更大的背景在南京。省委的幾位同志，長期斗爭，明確介入的是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就不詳細說了……”

【十】

從1964年曾昭燏從靈谷寺上縱身一躍，到1984年姚遷夜深人靜中纏上一系白綾，前后相隔正好二十年。

南京博物院歷史上的兩代院長都以一種最為決絕的方式，向世間的冷漠與不公表達了無聲的抗議，也為自己的清白與尊嚴做出了最壯烈的捍衛。

1985年姚遷被平反昭雪后，南京博物院打算為姚遷補辦追悼會。追悼會原定的舉行日期是1985年8月26日，這一天剛好是《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文章一周年的日子。

或許是察覺到了不妥，主辦方又趕緊將訃告的發布日期修改為了198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遷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并將追悼會確定在了十天后的11月18日。

后來在1987年，曾經為姚遷鳴冤叫屈的作家龐瑞垠專門為此創作了一部報告文學——《姚遷之死》。

再后來的1994年，根據徐慶全的記述，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杜導正在一次閑談中再次提及此事：“這是我主持光明日報期間發生的事情，姚遷自殺后，我感到很痛心，那么一個有才華的人竟然自殺了”，徐慶全說：“杜老唏噓不已，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同樣是在1994年，當時已是南京博物院常務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徐湖平也在11月8日這天寫下了一篇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寫在姚遷同志逝世十周年》。

“博物館不能倒買倒賣，但沒說不能處理贗品”——著名作家馬伯庸曾在小說《古董局中局》中，仔細描述過這其中的門道。

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曾透露，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重視故宮文物的保護，八一電影制片廠在文革前拍清宮戲時，演員們穿的衣服都是故宮的藏品、是真正的文物，甚至連一些宮廷家具、帝后服飾、皇帝璽印、宗教法器造像都能被拿來作為拍戲用，70年代曾有近一萬件清朝產制的盔甲被工作人員將上面的銅釘取下來，然后薅走里面的棉絮帶回家自用。

所以說，過去坊間常言文物界“每年要流失一座故宮”的話并非虛言。畢竟，即便是連故宮也曾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擁有多少件文物。

早在1934年時，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就曾提出要清點故宮文物；但直到70年后的2004年時，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才史上第一次全面展開了清點故宮館藏文物的行動，史上第一次為故宮文物進行了系統性的登記造冊。接著歷時七年后，故宮才史上第一次弄清楚了館藏文物的總數——1807558件/套（截至2010年12月）。

記憶歷久彌新，往事并不如煙。

最后，就以有“當代李清照”之稱的曾昭燏生前寫下的一首詞來做結尾吧：

“斷闕撐空，荒墀臥石，蘚痕縈步。

銅盤露冷，灑作一林寒雨。

聽蕭蕭、亂松夜吟，燒痕閱盡興亡古。

自鼎湖去后，蔥蔥佳氣，即今何許。

無據，傷情處，又苑瑣邊愁，陣喧笳鼓。

金甌破了，漫道山川如故。

想煤山猶有怨魂，憶君淚落千萬縷。

任無言，燕子飛來，對立斜陽暮。”

——曾昭燏《瑣窗寒·孝陵懷古》。

資料來源：孫和君《姚遷紀念文集》、馮其庸《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胡福明《我的學術小傳》、徐慶全記述、前世的詩經、清五郎、《國家人文歷史》、《三聯生活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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