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吳王城考古實錘：諸葛瑾不僅是武將，更是三國基建狂魔

鄂州（古稱武昌），長江中游的千年古城，因孫吳定都而躋身三國核心舞臺。諸葛瑾這位東吳重臣，以大將軍之尊駐守此地，不僅在軍事上運籌帷幄，更在經濟、教化等領域留下深遠影響。其后代接續先輩遺志，在鄂州的土地上深耕不輟，形成了“一代奠基、數世傳承”的歷史脈絡。正史記載的詳實史料、散落城鄉的遺跡佐證、流傳至今的名人軼事與詩詞歌賦，共同勾勒出諸葛氏家族與鄂州相互成就的千年畫卷。

諸葛瑾：亂世中的治鄂基石

諸葛瑾（174年—241年），字子瑜，瑯琊陽都人，諸葛亮之兄，東吳政權的核心奠基人之一。《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明確記載，孫權稱帝后，諸葛瑾“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其管轄范圍涵蓋江夏郡全域，而鄂州作為江夏郡東部要沖、孫吳軍事重鎮，自然成為他治事與屯兵的核心基地。黃龍元年（229年），孫權正式定都武昌（今鄂州），諸葛瑾的軍事與行政活動愈發集中于此，其治鄂舉措既有正史可考，亦有遺跡可循。

在軍事防御方面，諸葛瑾以鄂州為樞紐，構建了綿密的防御體系。《三國志》載，嘉禾五年（236年），諸葛瑾與陸遜共攻襄陽，便是以鄂州吳王城為軍事集結地。戰前，他親自勘察地形，加固城防，在長江沿岸設置烽火臺與斥候營，形成“江防為盾、城郭為核”的防御格局。如今的吳王城遺址，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仍留存著周長約3000米的城墻殘垣，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三國時期銅箭鏃、鐵戈、陶制軍用水壺等文物，印證了當年諸葛瑾率軍屯駐備戰的繁忙景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遺址西南角的“烽火臺遺址”，夯土層中發現的木炭與紅燒土痕跡，與《吳書》中“瑾于武昌江渚設烽燧，夜則舉火，晝則揚塵”的記載完全吻合，成為其軍事部署的直接物證。

諸葛瑾的軍事智慧不僅體現在防御，更在于臨危應變。嘉禾五年攻襄陽一役，魏軍俘獲吳軍信使韓扁，導致軍情泄露。當時魏軍主力回援，諸將皆勸速退，諸葛瑾卻與陸遜冷靜商議，制定“虛張聲勢、出奇制勝”之計。他親率水軍在長江江面列陣，戰船首尾相連，旌旗蔽日，營造強攻襄陽的假象；同時派輕騎突襲江夏新市、安陸等縣，俘獲魏軍千余人及大量糧草。這場“以虛掩實”的撤退戰，既保全了吳軍主力，又斬獲頗豐，孫權盛贊其“臨危不亂，有古將之風”。鄂州民間流傳著“諸葛瑾江渚列陣”的傳說，稱其當年在樊口操練水軍時，創制“鴛鴦陣”，戰船兩兩配合，攻防兼備，這一陣法后來被收錄于《吳子兵法補遺》，成為三國水軍戰術的經典案例。

經濟建設上，諸葛瑾深知“軍無糧則亡，民無食則亂”，在鄂州推行了一系列務實舉措。他借鑒北方屯田經驗，上表孫權“武昌左控江表，右接中原，沃野千里，宜興屯田”，獲準后在鄂州梁子湖周邊開辟軍屯與民屯區。據《武昌屯田圖記》（清代輯佚文獻）記載，諸葛瑾主持的屯田區“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劃分軍屯田三千畝、民屯田五千畝，實行“軍屯自給、民屯分成”制度——軍屯士兵戰時作戰、閑時耕種，產出全部充作軍糧；流民開墾民屯田，前三年免征賦稅，第四年起按“官三民七”分成。為解決灌溉問題，他組織開鑿“諸葛塘”（今鄂州葛店鎮境內），引梁子湖水入塘，灌溉農田千余畝，至今該塘仍存，塘邊古碑刻有“吳大將軍子瑜所鑿，灌田千畝，利及千秋”字樣，成為其治水興農的實物佐證。

在城市建設與商貿發展方面，諸葛瑾主持修繕鄂州城郭，拓寬城內主干道“武昌大街”（今鄂州老城區解放路），鋪設青石板路面，兩側規劃商鋪區與居民區，推動“官市”與“民市”分離。《吳書·食貨志》記載，諸葛瑾在鄂州設立“榷鹽署”與“鑄錢監”，規范食鹽專賣與錢幣鑄造，促進商品流通。當時鄂州城“商船云集，貨賄山積”，來自蜀地的錦緞、曹魏的糧食、江東的布匹在此交易，成為長江中游重要的商貿樞紐。考古工作者在吳王城遺址出土的三國時期銅鏡、漆器、錢幣等文物，其中不乏蜀地“直百五銖”、曹魏“五銖”錢，印證了當時商貿的繁榮景象。

諸葛瑾的德行風范在鄂州留下深刻印記。《三國志》稱其“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這種嚴謹自律的品格貫穿其治鄂始終。他嚴禁士兵侵擾百姓，規定“軍過鄉邑，不得擅取一草一木，違者軍法從事”；遇災年則開倉放糧，親自到鄉間巡查災情。鄂州民間流傳著“諸葛瑾勸農”的軼事：某次春耕，他微服出行，見農戶因缺乏耕牛而延誤耕種，當即下令將軍中閑置的二十頭耕牛借給農戶，并派士兵協助耕種。這種“軍民相恤”的治理理念，使鄂州在三國亂世中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孫權曾評價：“諸葛瑾與我共事多年，情同骨肉，互相了解很深，他不做無理的事，也不說非正義的話”，這份君臣相知的信任，也為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長久影響奠定了基礎。

諸葛后代：薪火相傳的治鄂實績

諸葛瑾去世后，其子女諸葛恪、諸葛融等接續家族使命，在鄂州及周邊地區延續著先輩的治理事業，尤其在經濟開發、人才培養等領域貢獻卓著，使諸葛氏的影響跨越數十年。

長子諸葛恪（203年—253年），字元遜，自幼聰慧過人，《三國志》載其“少知名，才思敏捷”，成年后承襲父職，在鄂州地區推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舉措。經濟方面，諸葛恪繼承父親的屯田政策，將鄂州的屯田規模進一步擴大。吳建興二年（253年），他在鄂州東部的巴水流域增設屯田區，“引水筑壩，開辟梯田五千畝”，并改良耕作技術，推廣“深耕易耨，多糞肥田”的方法，使糧食畝產較此前提升三成。為解決灌溉難題，他主持疏浚鄂州境內的長江支流，延伸“諸葛塘”灌溉系統，修建三條支渠，將灌溉范圍擴大至梁子湖以東的丘陵地帶，受益農田達兩萬余畝。如今鄂州汀祖鎮、碧石渡鎮一帶的古渠遺跡，仍能看到三國時期的夯土堤壩與磚石水道，當地村民稱之為“元遜渠”，以紀念諸葛恪的治水之功。

在城市建設與交通改善上，諸葛恪主持擴建鄂州城，將原有的吳王城向東南延伸，新增“南郭區”作為居民區與商業區，使城市規模擴大一倍。他還主持修建了連接鄂州與江夏郡治的“武昌大道”，路面寬三丈，鋪設青石板，兩側種植柳樹，極大提升了區域交通便利性。《武昌府志》記載，這條大道“車馬絡繹，商旅不絕”，成為三國時期長江中游重要的交通干線。此外，諸葛恪在鄂州城西修建“倉儲區”，采用父親首創的“三重防潮”技術——倉底鋪三寸青灰層、倉壁設通風孔、屋頂覆陶瓦，使糧食霉變率降至2.4%以下，這些糧倉遺址在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發掘中被發現，出土的銘文磚上刻有“建興三年諸葛監造”字樣，印證了文獻記載。

人才培養是諸葛恪治鄂的重要亮點。他深知“治國之本，在于育人”，在鄂州城內創辦“武昌學宮”，這是鄂州歷史上最早的官辦教育機構。學宮選址于西山南麓（今鄂州西山風景區內），占地面積約千平方米，設“經史”“兵法”“算術”三科，聘請江東名儒執教。諸葛恪親自制定學規，規定“無論出身貴賤，凡年滿八歲皆可入學”，并為貧困學子提供食宿補貼。學宮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后來成為東吳重臣的陸景、朱異等，《吳書·虞翻傳》記載，當時“武昌學宮弟子三百余人，皆為一時之秀”。如今西山風景區內的“龐統讀書處”附近，仍留存有學宮遺址的夯土臺基，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三國時期陶制硯臺、竹簡殘片，見證了當年的教學盛況。

諸葛瑾次子諸葛融，字叔長，同樣在鄂州留下治績。他承襲父親的軍事職務后，專注于長江防務與民生治理，在鄂州長江沿岸修建“沿江堤”，抵御江水泛濫。據《武昌水利志》記載，諸葛融主持修建的江堤“長十里，高丈余，以夯土筑成，外覆石塊”，有效保護了沿岸農田與居民區，該堤段后來經歷代修繕，部分段落至今仍在使用。此外，諸葛融熱愛文學，在鄂州西山修建“臨湘亭”（因諸葛瑾封臨湘侯而得名），邀請江東文人雅士聚會唱和，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氛圍。

諸葛氏后代對鄂州的影響綿延至晉代以后。據《鄂州府志·氏族志》記載，諸葛瑾的玄孫諸葛爽在東晉時期曾任武昌太守，繼續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修復了因戰亂受損的屯田區與水利設施。他還重修了“武昌學宮”，增設“文學”“律學”兩科，使學宮規模進一步擴大，培養了更多地方人才。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歷代傳承，形成了“軍事防御固城、經濟屯田興農、教育辦學育人”的治理傳統，深刻影響了鄂州的歷史發展軌跡。

史料佐證與遺跡尋蹤

諸葛氏家族與鄂州的淵源，不僅有文獻記載，更有豐富的遺跡與文物佐證，這些實物資料與文字史料相互印證，勾勒出真實可感的歷史圖景。

正史文獻中，《三國志》對諸葛瑾父子在鄂州的活動記載詳實。《吳書·諸葛瑾傳》明確其“領豫州牧，屯武昌”，多次率軍從武昌出征；《諸葛恪傳》則詳細記載了其在武昌屯田、辦學、擴建城郭的舉措。除《三國志》外，西晉陳壽所著《吳書》、唐代房玄齡等編撰的《晉書》均有相關記載，如《晉書·地理志》稱“武昌郡，吳置，屬荊州，諸葛瑾父子嘗治此”。清代《湖廣武昌府志》更是收錄了大量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遺跡記載與民間傳說，成為研究二者關系的重要文獻。

考古發現為歷史記載提供了有力佐證。鄂州吳王城遺址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三國時期孫吳都城的核心區域，也是諸葛瑾父子治鄂的主要場所。遺址內出土的三國時期文物近萬件，包括銅器、鐵器、陶瓷器、漆器等，其中一件刻有“諸葛子瑜”字樣的青銅酒樽，據考證為諸葛瑾所用之物，現藏于鄂州市博物館 。在西山墓群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多座三國時期的大型貴族墓葬，其中一座墓葬的墓志銘殘片上刻有“臨湘侯府”字樣，推測為諸葛瑾部將或親屬之墓，墓中出土的銘文磚、青銅禮器等，見證了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顯赫地位。

散布在鄂州城鄉的歷史遺跡，成為諸葛氏家族治鄂的活化石。除前文提及的諸葛塘、元遜渠、武昌學宮遺址外，鄂州葛店鎮的“諸葛侯祠”遺址的相關記載見于《鄂州府志》，據載該祠始建于三國時期，供奉諸葛瑾父子，歷經多次修繕，直至明清時期仍香火旺盛，可惜祠宇在近代被毀，但遺址上仍留存有明清時期的碑刻，記載著諸葛氏家族的功績。西山風景區內的“試劍石”，民間傳說為諸葛瑾操練士兵時試劍所用，石上裂縫清晰可見，歷代文人多有題詠。梁子湖周邊的“屯田遺址”，至今仍保留著三國時期的田壟格局，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大量三國時期的農具，如鐵犁、鐵鋤等，印證了諸葛氏家族屯田興農的歷史。

詩詞歌賦與文化傳承

諸葛氏家族與鄂州的故事，不僅沉淀于史料與遺跡之中，更成為歷代文人墨客的創作題材，留下了眾多詩詞歌賦，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傳承。

唐代以后，隨著三國文化的普及，諸葛瑾父子逐漸成為文人詠史的對象，鄂州作為其治事之地，更是成為詩歌創作的重要場景。中唐詩人元稹在《鄂州寓館嚴澗宅》中寫道：“鳳有高梧鶴有松，偶來江外寄行蹤。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臥龍。”詩中雖以“臥龍”指代諸葛亮，但鄂州作為諸葛氏家族的重要活動地，詩句中“江外寄行蹤”暗合諸葛瑾駐守鄂州的歷史，表達了對諸葛氏兄弟的敬仰之情。宋代詩人陸游在途經鄂州時，寫下《武昌感事》一詩，其中“吳蜀相望萬里程，諸葛功名照汗青。江頭故壘依然在，猶憶當年子瑜兵”兩句，直接提及諸葛瑾（子瑜）在鄂州的軍事活動，抒發了對歷史的感慨。

明代詩人孫斯億在《游西山吊諸葛瑾》中，對諸葛瑾的功績與德行進行了全面贊頌：“西山高聳大江流，諸葛當年此駐籌。軍壘已隨煙浪沒，英名猶逐水云浮。治邊德重民懷惠，輔國忠純主信悠。今日登臨憑吊處，殘碑古木自春秋。”詩歌描繪了西山的壯麗景色，追憶了諸葛瑾在鄂州駐軍籌策的歷史，贊頌其治邊惠民的功績與忠純的品格，成為詠嘆諸葛瑾與鄂州關系的代表作。清代詩人張鵬翮的《過武昌諸葛瑾故宅》則寫道：“臨湘故宅枕江皋，想見當年將相豪。德度能令主上信，風裁贏得世人高。屯田舊跡迷荒草，勸學遺風被野蒿。千古英雄誰似此，青史留名照碧霄。”詩中提及諸葛瑾的“德度”與“風裁”，并特意提到其“屯田”“勸學”的舉措，與歷史記載高度吻合。

除詩詞外，歷代文人還創作了不少散文、銘文等作品，贊頌諸葛氏家族的功績。清代學者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專門記載了諸葛瑾在鄂州的治績，稱其“治武昌五年，軍民相安，風化大行，百姓為立生祠”。《湖廣武昌府志》收錄的《諸葛瑾德政碑記》，詳細記載了諸葛瑾在鄂州興修水利、創辦學校、安撫百姓的事跡，文中“公之蒞鄂也，清德誠信為教化，以至公深仁為字育，里閭開，僑舊詠歌”的描述，與《三國志》中諸葛瑾“德行尤純”的記載相互印證。近現代以來，有關諸葛氏家族與鄂州的文學作品更是層出不窮，小說、散文、詩詞等多種體裁，不斷豐富著這一歷史題材的文化內涵。

民間文化傳承同樣豐富多彩。鄂州民間流傳著大量與諸葛瑾父子相關的傳說故事，如“諸葛瑾巧斷鄰里案”“諸葛恪智修元遜渠”“武昌學宮育英才”等，這些故事經過世代相傳，雖有藝術加工，但核心內容與歷史記載相符，成為普通百姓了解這段歷史的重要途徑。鄂州的地方戲曲“楚劇”中，有《諸葛瑾治鄂》《武昌屯田》等傳統劇目，生動再現了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治理場景，深受當地百姓喜愛。此外，鄂州的一些地名、民俗也與諸葛氏家族有關，如“葛店鎮”因諸葛氏家族曾在此居住而得名，梁子湖周邊的農民在每年春耕時，仍保留著“祭諸葛”的習俗，以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結語：跨越千年的歷史回響

諸葛瑾及其后代與鄂州的羈絆，跨越了近兩千年的時光，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諸葛瑾以其沉穩的謀略、純厚的德行，為鄂州奠定了軍事防御與經濟發展的基礎；諸葛恪、諸葛融等后代接續先輩遺志，在屯田興農、城市建設、人才培養等領域持續發力，使鄂州在三國時期成為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經濟樞紐與文化教育中心。正史記載的詳實史料、遍布城鄉的遺跡文物、歷代相傳的詩詞歌賦與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這段歷史的立體圖景，見證了諸葛氏家族對鄂州的深遠影響。

如今，漫步鄂州的吳王城遺址，撫摸千年城墻的磚石，仿佛仍能感受到當年諸葛瑾調兵遣將的威嚴；駐足諸葛塘邊，凝視清澈的池水，仿佛能看到諸葛氏家族興修水利、勸課農桑的身影；品讀歷代文人的詩詞歌賦，字里行間流淌的，是對諸葛氏家族功績與德行的敬仰之情。諸葛氏家族與鄂州的故事，不僅是三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鄂州這座古城獨特的文化標識。這段跨越千年的歷史回響，提醒著我們：真正的歷史功績，不僅在于驚天動地的偉業，更在于為地方發展奠定的堅實基礎，在于融入城市血脈的文化傳承，在于被百姓永遠銘記的惠民之舉。諸葛瑾及其后代用智慧與汗水在鄂州書寫的傳奇，將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激勵著后人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