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國庠】蔣介石要求三廳必須加入國民黨，他和郭沫若等憤然辭職

杜國庠像

史學家、哲學家杜國庠（xiáng），曾用筆名杜守素、林伯修、吳嘯仙等，1889年4月30日出生于廣東澄海縣蓮陽鄉蘭苑村，父為晚清秀才、在他五歲時去世。

杜國庠七歲時入私塾，1904年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開戰、清王朝宣布中立；杜國庠深感痛心，在一篇策論里主張徹底收回東北主權；文章被私塾先生的友人看到，邀其到他那里免費就讀。

1907年，杜國庠因學業優異、得到鄉黨的資助，東渡日本留學，時間長達十二年，思想上和學業上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留學期間，他與郭沫若為同窗好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尤其是在學習了作為方法論的唯物辯證法后，開始確立了獻身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治學的道路。

身在異國他鄉，杜國庠心憂祖國，積極參與當時進步的社會活動，態度鮮明地反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那個時期，他參加了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的文學團體“南社”，寫下了不少憂國憂民的愛國詩篇。1913年，日本當局發起組織所謂“日中親善”的日華同學會，機構設在第一高等學校，為侵略中國作組織、輿論準備；當時，杜國庠正在“一高”讀書，他利用自己中國留學生同窗會會長的身份開展宣傳，在大家的支持下，向日方干事會宣布解散“日華同學會”。

1916年，袁世凱勾結日本、復辟帝制，杜國庫與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1913年進早稻田大學本科)等人一起，在東京籌組來“丙辰學社”，和國內人民一道進行反袁斗爭。1919年7月，杜國庠回國后，經李大釗介紹，應聘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等。當時的國民黨北京黨部一再動員他加入國民黨，杜國庠認為三民主義不徹底、對國民黨不感興趣。

杜國庠

抗戰時期，杜國庠（左二）與郭沫若（左四）共事

北洋政府的腐敗不堪，加上當時的北京大學被胡適、蔣夢麟等學閥把持，1925年春，杜國庠趁奔母喪之機，辭去教職，回到故鄉澄海，先后出任澄海中學、金山中學校長。杜國庠銳意刷新校政，引導學生參加實際斗爭，培養了不少革命人才，被當時的反動勢力視為眼中釘和“準共產黨”。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潮汕的反動勢力也跟著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國庠幸得工友報訊，才免遭毒手。9月，南昌起義軍進駐潮汕，杜國庠趕到汕頭會晤了周恩來和郭沫若，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請。

1928年2月在上海，杜國庠由錢杏屯(阿英)、蔣光慈介紹，加入中共，投身于反文化“圍剿”的斗爭，致力于革命文藝理論研究與進步文學作品的翻譯。在1929年3月《海風周報》第12號上，他發表了他的《1929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于文藝的問題》，這是第一篇具體論述文藝大眾化的論文。

1929年秋，中共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隨后，又籌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美聯）、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教聯、又稱新興教育社）等左翼組織，在此基礎上、中共又成立了一個領導這些群眾團體的機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杜國庠是領導成員之一。

1933年初，杜國庠聽說在泉漳中學擔任理化教員的艾思奇對飛行集會、寫標語、散傳單等工作不積極，就去了解情況、結果發現，盡管艾思奇不愛出頭露面，但思想活躍，有較好的理論基礎，是一個很有希望青年。于是，他便與當時社聯的領導人許滌新商量，將艾思奇的關系轉到了社聯，使他有充分時間研究哲學。艾思奇從此以筆為武器，最終成為中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1935年2月19日，杜國庠與陽翰笙一起被捕，被國民黨當局關押兩年多時間。中間有同鄉勸他“寫點東西，表示悔意”，他回答：“而且，我無過可悔，更不愿意軀殼出去而把靈魂留在院內。”

杜國庠在埋頭寫作

全面抗戰前夕，杜國庠重獲自由，隨即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了主管軍中宣傳的第三廳，由郭沫若任廳長，杜國庠到三廳國際宣傳處擔任科長。三廳撤退到重慶后，他挑起了最重的擔子，郭沫若曾說過：“三廳內部工作和應付國民黨的事，主要由杜老承擔。”

1940年秋，蔣介石手諭三廳工作人員必須一律參加國民黨。郭沫若、杜國庠等四十余人立即憤然辭職，蔣介石只好宣布另組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加以挽留。在文工會任職期間，杜國庠對于中國古代史和先秦諸子進行了深入研究。

抗戰勝利、重慶談判時，毛先生接見了杜國庠并給予其勉勵；之后，遵照周恩來指示，他回到上海，以文人身份從事研究和著述，并在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開展統戰工怍。1949年，杜國庠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全體與會者共謀建國大業。

建國后，杜國庠先后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文教廳廳長、華南師范學院第一任院長、廣東省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在繁忙的行政事務與社會活動之余，仍然擠出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與侯外廬等合編了《中國思想通史》。

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杜國庠推崇墨子，認為墨子是“刻苦耐勞、說到做到的思想家”、“處處從老百姓的利益著眼”、“先秦諸子，只有墨子是革命的”，因而被郭沫若戲稱為“墨者杜老”。杜國庠與郭沫若并稱“北郭南杜”。

1959年，杜國庠將自己二十年來發表過的部分文章，編輯成書，取名《便橋集》；在《編后記》中，他表明了自己謙謹的治學態度和對發展祖國文化事業的期望，寫道：“一俟更好的鋼骨水泥乃至全鋼結構的橋梁建造出來的時候，便可毫不婉惜地棄置或拉雜摧燒了它。”

1961年1月12日，杜國庠在廣州因積勞成疾、因胃癌逝世，第二年被廣東省民政廳追認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