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低端患者”，私人診所被處理：當醫學倫理遭遇生存壓力…

近日一份張貼在山東沂南某私人診所的公告，如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層層漣漪。

公告中將患者分為“低端”與“優質”，直言要“放棄低端患者”——那些“花1塊錢，要10塊錢的藥，100塊的效果”的人。

（圖片來源于網絡）

當地衛健局迅速介入，對診所負責人進行約談批評，責令整改，通報明確指出，該言論“背離了醫者仁心的職業操守和醫療機構醫德醫風的根本要求”。

（圖片來源于沂南縣人民政府網站）

從醫學倫理的絕對標準看，診所公告的謬誤毋庸置疑，因為，醫學從誕生之日起，其核心倫理原則之一就是“一視同仁”。

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學醫“無論至于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中國傳統醫學同樣強調“醫者仁心”、“普同一等”。

將患者按消費能力或配合度貼上“高端”“低端”標簽，公開宣稱“放棄”，無疑是對這一核心倫理的赤裸背叛。

官方的迅速回應，是對行業底線的必要重申。這起事件警示，任何將醫療服務等同于純粹市場交易、將患者價值工具化的言行，都必須被糾正。醫療機構的逐利行為不能突破倫理邊界，患者的尊嚴不應因經濟能力而受到踐踏。

然而，若我們的反思僅止步于對涉事診所的譴責和對監管果斷的稱贊，便可能錯過這一事件暴露出的更深層、更普遍的系統性困境。

診所負責人王某學解釋，此舉是“為了保護自己”，因為“有些患者來就診不配合治療還嫌費用高，故意刁難”。這番話雖不中聽，卻道出了大量基層醫療機構，尤其是私立診所面臨的真實窘境。

在醫保控費、藥品零加成、運營成本不斷攀升的大背景下，許多小型診所利潤微薄，掙扎在生存線上。

他們直面最基層、最復雜的患者群體：其中確有部分人對醫療效果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將疾病治愈視為簡單的“付費-修復”交易；也有少數人缺乏對醫學局限性的基本認知，容易因治療效果未達預期而產生糾紛，甚至采取“醫鬧”等極端手段。

對于這些診所而言，每一個“難纏”的患者都可能意味著一次耗時耗力的糾紛、一筆無法收回的賬款，乃至一次影響生存的聲譽危機。

因此，那份公告更像是一聲充滿焦慮與無奈的“生存咆哮”。

它用極端、錯誤的方式，表達了一個真實的困境：當醫療機構，特別是自負盈虧的私人診所，被推向市場的前沿，卻又不得不承載公益的期望時，經營者如何在倫理責任與生存壓力之間找到平衡？他們有沒有選擇和篩選患者的權利？如果有，邊界又在哪里？

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王某學，也困擾著無數在市場中浮沉的基層醫療從業者。

事件在醫務工作者群體中也引發了復雜共鳴。許多醫務人員在情感上對公告中描述的“花1塊錢要100塊效果”的個別患者并不陌生。

超負荷工作、收入與付出不匹配、有時還需面對患者的誤解與不尊重，這些長期積累的職業倦怠與挫敗感，讓一部分醫務工作者對診所的“直白”產生了某種苦澀的“理解”。

他們深知，醫學不是萬能科學，療效受諸多因素影響；他們渴望，患者的期望能夠回歸理性，對治療風險有基本的認知與共擔。

然而，這種“理解”絕不等于“認同”。絕大多數醫務工作者內心堅守著“生命至上”的誓言。公開將患者分級并宣稱“放棄”，嚴重傷害了他們的職業神圣感。他們擔心，這種極端言論會進一步污名化醫療行業，加劇本已脆弱的醫患信任。

（圖片來源于網友評論）

醫務工作者的真正訴求，并非篩選患者，而是渴望一個能讓他們安心踐行醫術、得到法律充分保護、獲得社會基本尊重的工作環境。

他們需要的不是劃分“高端低端”的標簽，而是有效的糾紛調解機制、合理的薪酬體系以及對抗傷醫行為的堅強后盾。

公眾的憤怒與不安，則直指醫療服務的公平性與可及性這一社會敏感神經。

“低端患者”這個詞，無論其前綴如何，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歧視與排斥意味的冰冷標簽。它觸發了人們內心深處最根本的恐懼：當我或我的家人因病陷入經濟困境時，是否也會因“低端”而被醫療機構拒之門外？

健康權是基本人權，醫療服務具有天然的公益屬性。任何將其完全等同于市場消費、主張“按價服務、擇優而治”的言論，都會劇烈沖擊社會對公平的期待。

這起事件，表面是醫德失范，深層是中國醫療體系在公益屬性與市場機制之間長期存在的“系統性扭力”的一次局部撕裂。

這種扭力傳導至每一個具體的醫患場景，就演變為：醫生在提供醫療服務時，既要考慮病情需要（公益屬性），又不得不考慮科室效益、藥品比例、次均費用等經濟指標（市場邏輯）；患者在接受服務時，既期待獲得充滿關懷的、最優的解決方案（公益期待），又對不斷增長的個人自付費用感到不滿和質疑（市場現實）。

當兩種邏輯無法協調時，沖突便不可避免，該診所的公告，正是這種系統性矛盾在一個微觀個體身上的極端爆發。

它警示我們，不能放任醫療行為在市場的沖擊下徹底滑向冰冷的交易，也不能無視醫務人員在倫理高標與生存現實間的艱難掙扎。

真正的解決之道，不在于簡單地將患者或醫者任何一方推向對立面，而在于通過更完善的制度設計、更合理的資源配置、更暢通的溝通機制，去緩解那個深層的“系統性扭力”。

讓公益的回歸公益，讓市場的在合理規則下運行，讓醫學重新聚焦于人的健康與尊嚴。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期待這樣一個未來：醫生無需在“生存”與“仁心”間痛苦抉擇，患者不必擔心因貧富而被區別對待。

診所之內，醫院之中，回蕩的將不再是“放棄”的冷語，而是“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的溫暖回響。這不僅是醫療體系的進步，更是一個社會文明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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