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巖：誰掌握科幻力，誰有資格談論未來

南方科技大學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吳巖：誰掌握科幻力，誰有資格談論未來

最近，第37屆銀河獎海選名單公布，歌星鄧紫棋科幻小說《啟示路》入選“最佳原創圖書”，引起不小爭議，該書已賣出幾十萬冊；《阿凡達3》全球票房破12.3億美元，中國內地10.3億元，為最大海外票倉；《阿凡達4》《阿凡達5》官宣定檔2029年和2031年；《流浪地球3》則定檔2027年大年初一。

在南方科技大學教授兼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吳巖看來，這不只是科幻產業的強勁勢能，更關系到“誰在講述未來”“講述何種未來”。

上周，長江日報《讀+》周刊專訪了吳巖。

吳巖。

中國第一部原創科幻小說出自梁啟超

在采訪吳巖時，他給記者轉述了一個小故事。

一位國際大師級的中國科幻小說家前不久去了一趟俄羅斯。他和俄羅斯科幻同行喝酒的時候，對方感慨地說：“我們寫得也不一定比你們差，但是我們在世界上已經沒有談論未來的資格。”

他回國后把這故事講給吳巖聽，吳巖則想起自己20世紀90年代去國外的發現：曾經開一代風氣之先的蘇聯科幻作品，仿佛一夜之間都從市場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西莫夫等美國科幻名家之作。

吳巖和鄭文光（右）。

吳巖一度覺得這是市場和資本的力量。但是30年過去了，情況依舊，可見這是一個民族的想象力被擊倒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談論未來的資格，沒人想再聽他們描述的未來。

科幻本質上就是關于未來的想象。中國第一部原創科幻小說就是1902年的《新中國未來記》，作者梁啟超。梁啟超將小說看成改良社會的工具：“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學生，必新小說；及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那一年魯迅還不是魯迅，他是周樹人。周樹人翻譯了凡爾納小說《從地球到月球》，并撰寫了《月界旅行辨言》。他和梁啟超觀點不同：“……科學，常人厭之……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他把科幻小說作為傳播科學的科普工具。

梁魯二人開啟了中國科幻小說史，“梁式科幻”和“魯式科幻”深刻影響了后世。直到1978年，《珊瑚島上的死光》橫空出世，作者童恩正次年表示，科幻小說不能作為一種科普作品，如果說要普及，那就是普及一種“科學的人生觀”。

吳巖說：“從今天的角度看，這個想法并不具有創新價值，但在蘇聯模式和簡化的蘇聯模式長期統治的中國科幻文學界，這一觀點是爆炸性的。對所有評論者，這樣的觀點無異于一種異端邪說。”

自然而然，后面有爭論和批判，也有低迷、執著和奮起，這些事情都寫在了吳巖主編的《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里。這本書以2015年劉慈欣《三體》獲得雨果獎收筆，而葉永烈早在20世紀70年代跟外賓見面時就預言，中國科幻文學會比主流文學更早地走向世界。

實現這個預言，中國科幻人用了40年。

從“小科幻迷”到創辦中國大學里的科幻通識課

在活著的人當中，吳巖是最有資格寫這段歷史的。他說：“我經歷了兩個時期，前半生，人們覺得科幻等于‘小靈通’+葉永烈；后半生，人們覺得科幻等于劉慈欣+《三體》。”這兩個時期，吳巖都是科幻界的重要人物。

1978年5月2日，《光明日報》用四分之一版面發表了吳巖的《別具一格——讀葉永烈的科學文藝作品》，這是他平生第一篇文章，那時他還是中學生。

吳巖和葉永烈（左）。

葉永烈很重視此文，他之前主要在上海工作，《光明日報》這篇書評是他的影響力從上海走向全國的重要標志。此前他已經見過吳巖這位“科幻迷”，此后更是獎掖有加，給吳巖的作品提修改意見，有的否決了，有的推薦發表。

“精細的點撥讓我提高很快。1979年，我就在《少年科學》上發表了兩個科學小品和一個科幻短篇，這就算我科普科幻事業的小小開始，到1980年我開始變成小作家并且上了新華社的通稿和《人民日報》。我還作為中學生代表出席了中國科普作協科學文藝委員會與少兒委員會的哈爾濱年會。”

那時的吳巖就像個科幻“活動家”，憑著對科幻的熱情四處登門請教。他至今還記得，在鄭文光門外徘徊了半小時，壯著膽子去敲門的情形。而當時才剛剛枯木逢春的科幻作家們，也都不把吳巖當外人，借書、聊天、吃飯。鄭文光《飛向人馬座》出版的時候，他和吳巖兩人用自行車從出版社運回了100本書。

由于沒有規劃好時間精力，初中理科第一名的吳巖，到1981年高考時差13分沒有考上大學。此時，科幻已經被一些人打壓，吳巖高考失利成了詬病葉永烈的又一個把柄。一家大報在《科普小議》欄目發了幾篇文章討論吳巖，“該不該這樣愛護”“這樣做是愛護還是害了他”；還有人在會上告誡葉永烈不要鼓勵年輕人走入歧途。

吳巖想放棄高考自學成才，被葉永烈明確否決。葉永烈說，想從事科普創作這樣的事情，就必須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應該選擇文理交叉的專業。吳巖復讀一年，最終進入了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

葉永烈轉型了，鄭文光腦溢血發作沒法創作了，很多20世紀80年代有名的科幻作家都擱筆了，但是吳巖對于科幻一直“在場”。不管攻讀何種專業、從事何種職業，哪怕他覺得自己想象力枯竭寫不出科幻小說的時候，他也沒有放棄對科幻的研究和傳播。

他參與了《科學文藝》改名《科幻世界》的改版，擔任特邀副主編。1991年他在北師大開設“科幻小說評論與研究”選修課。這是中國大學里第一門用中文教的科幻通識課，包括星河、楊鵬等人，很多中國科幻新生代作家都聽過他的課。

再后來，他招收了第一批科幻碩士、第一批科幻博士。他申請的“科幻文學理論和學科體系建設”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第一個科幻資助項目，主編《科幻文學理論和學科體系建設》叢書，首次構建了中國科幻的獨立理論框架與學科范式。

他創辦國內首個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推動科幻跨學科研究實體化；他推動中國科幻研究走向世界，組稿《科幻研究》中國專輯，成為首位獲美國科幻研究協會“克拉里森獎”的亞洲學者；他有了世界華人科幻協會會長等諸多頭銜，提出許多觀點，發表不少著述，主導科幻學術共同體建設。

1999年，吳巖自費編了一本文集，把鄭文光一生最重要的創作和理論做一個總結。書送到鄭文光家的時候，離他70歲生日僅有幾天，鄭文光買下了至少一半書。

葉永烈去世之前，把自己所有的資料捐給上海圖書館，其中和科幻有關的信件就有一萬封，其中也包括吳巖的不少信。吳巖派6個人去了一個星期，用相機記錄了這批資料，準備搞數字化。葉永烈想把這些信件編成書，吳巖笑說：“別編我的信，我信中都是錯別字。”

《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增補版吳巖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訪談】

商業航天、腦機接口是典型的“科幻力經濟”

■中國科幻小說中排斥未來的作品很少

讀+：我們就從俄羅斯那個故事說起吧，您對“誰有資格談論未來”有什么想法？中國科幻共同體談論的未來，有哪些特征？

吳巖：研究科幻小說史特別能觀照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變遷。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科幻作家十分關心民族復興和國力趕超。中國百年科幻小說史，就是中國百年史在這一領域的一個投影。

科幻可以作為一個國家軟文化硬輸出的載體。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好萊塢等塑造“超級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公眾對未來的想象。前幾年一些中國學者提出，這是一個“誰定義未來”的問題，這種對未來幻想的壟斷會讓傳播力不足的國家無法更好地參與未來的建構。這一說法富有見地。在當前的形勢下，中國也需要在未來定義方向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急需更多中國科幻的國際傳播，這也是提升本土文化競爭力與建構未來主導權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在研究中發現，科幻作家攜帶本土時間哲學去思索和表述未來過程中，透露出了某種一致性的追求，我將其稱為“科幻未來主義”。這可以追溯到科幻小說形成的初期，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和英國作家赫伯特·威爾斯的創作就已經形成了兩種未來主義走向。

凡爾納主張人類要秉持趨向未來的善，要對科技和時代的進步持有信念。他的敘事通常是借助科技力量展現人類的發展潛能，往往是以對自然探索的加強、人的活動范圍的拓展，以及人類社會福祉的增進為結尾。威爾斯則對未來沒有信心，對發展的態度悲觀。

那么，中國的科幻未來主義創作有哪些特征？

充滿對科技和未來社會的發展洞察和向善信念，力圖在新科技的發明和社會發展方面做出深刻洞察。

微觀方面，遲書昌《三號游泳選手的秘密》展現了模仿海生動物皮膚設計的運動服怎樣增加游泳速度，這一技術幾十年后即被實現。劉興詩《鄉村醫生》中的遙距診斷早已被信息技術的現實所實現。蕭建亨的《密林虎蹤》中的腦機接口、董仁威《分子手術刀》中的基因治療、鄭文光《飛向人馬座》中的語音控制和虛擬現實等也都徹底成為了現實。

宏觀方面，重要的中國科幻未來主義作品重新發現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常見準則（如《三體》），提示了國家與國家交往中的實力原則與時刻做好準備迎接新的遏制的必要性，展現了技術創新對人性的依賴和光明技術可能出現的暗黑反彈（如《V的貶值》、“新人類四部曲”、《機器之門》系列、《未來病史》），強調了良好宇宙共同體的培育與警惕人性的自私、貪婪和內卷（如《禍匣打開之后》《紅色海洋》），傳遞了中華文化的優良品德能為明日世界增添價值的信念，這些作品都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對未來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這種態度，來自中國文化中對科技的認可、尊重和信心，也來自中國文化本身所蘊含的秩序、領悟、安定、祥和以及道德思想的傳承。《新中國未來記》《新上海》《火星建設者》《中國年輕了》《未來暢想曲》《生命之歌》《替天行道》《AI未來進行式》，僅僅聽到這樣的名字，就已經能感受到樂觀向上的氣氛。隨著時間的流逝，伴隨科技進步的加速以及人和自然之間對抗的加劇，中國科幻小說中樂觀積極的態度也發生著改變。冷靜的思考以及對未來引發災難的可能進行批判的作品也逐漸增加。但中國本土科幻小說中排斥未來的作品很少。多數作家即便批評未來可能出現的災難，也不會把朝向未來的努力一同摒棄。

重視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直是中國科幻未來主義的重要特征。從晚清諸多作者對國家發展所提供的藍圖設想，到新中國各個時期作品中人類跟自然的對抗，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重要情結。

展現變革中民族特有的堅韌。在中國科幻未來主義者對未來的談論中，常常能看到他們對歷史和環境變遷中人類所必然具有的堅韌性的展現。在王晉康小說《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組成的“活著”三部曲中，作者把“天塌下來”這個中國人一直擔心的問題作為一個重大宇宙事件的開端，并由此演繹出人類面對一系列巨大變化時的故事。這里，堅韌地活著，本身就代表了許多不言而喻的觀念。活著本身就是對時間和災難的克服。

■“科幻力經濟”促使人們尊重想象和創新

讀+：人們已經意識到科幻產業能產生經濟效益，好的科幻作品能賺錢，而您最近提出的“科幻力經濟”概念似乎站位更高了？

吳巖：科幻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內容和結構相當復雜。在這種文化產品中，科學與人類的經驗和愿望交織起來，形成故事，建構出具有陌生化和認知性的“不在場”。

科幻想象力不但可以用于科幻類產品的創作，還可以用于工業與民用設計、城市規劃科技展望及不同領域的前沿科學探索。以往的歷史證明，是科幻文學最早看到了航天、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的潛力，也是科幻文學批判了在這些方向人類的狹隘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當前，在中國高速的現代化過程中，科幻作品對后人類、城市化、生物改造等問題的思考，也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迎接未來。

科幻產業則是以科幻想象力的多種運用為基礎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創新型產業的集合，它能把文創和科創兩個經濟區域結合起來。根據《中國科幻發展年鑒2024》提供的報告，2023年中國科幻產業產值為1132.9億元，連續8年保持增長勢頭。

科幻產業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內容型科幻產業，內容本身就是產品和賣點，比如書籍、電影、游戲、動漫。《三體》《流浪地球》等就是典型的科幻內容產品。內容型科幻產業是今天所謂科幻產業的主流。

但是還有一種科幻模式型產業。是把科幻小說中的“追求”建立成一種有價值的敘事，并把這個敘事融入現有的企業運行之中。這種產業的從業者通常給自己提出過高、過遠的目標并建立起讓人接受的敘事，把原本認為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企業的目標追求。埃隆·馬斯克創造的產業集群，就具有模式型科幻產業的典型特征。在人類的航天能力還遠遠無法實現行星際載人飛行的時候，他就提出要在短期內到火星建造城市；在腦機接口還處于初級階段，他已經在嘗試用手術打通人機通道。

超前實現全自動駕駛和人形機器人家居服務等，都是這種追求建構模式型科幻企業的典型特點。中國的華為、寧德時代、華大基因等企業也含有一定的模式型科幻產業的產品生產。

所謂“科幻力經濟”指的是科幻產品、服務和思維方式的廣泛應用產生的新經濟片區。這種片區以科技文化為載體，融合超前思維之多種物化形式，提供消費并導致社會的增長。恰當的產品和服務、充沛的產能、發育完善的市場使得科幻力經濟誕生。

狹義的科幻力經濟指的是從作品、技術或創新所建構的經濟效力，而廣義的科幻力經濟則更寬泛，包括蔓延到整個社會的科幻風氣、行為方式，及其所鍛造的未來趨向建構的經濟效力。

科幻力經濟促使人們更加關注怎樣身體力行地融入未來，還會導致社會上形成尊重想象、虛構、預測、創意、創新和發展的文化氛圍。科幻力經濟會形成一種對社會具有影響力的想象力階層。如何擴大這個階層，怎樣保證對這個階層的有效分配等，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科幻力經濟是當前科幻產業發展的必然走向。這種走向跟整個社會對創新的需求有著直接的關系。科幻力經濟是一種軟經濟，這種經濟帶來的是想象密度極大、具有高附加值的社會繁榮動力。科幻力經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縱深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力經濟必然在新的歷史時期變得更加繁榮。

■“流行歌星寫科幻小說”是件好事情

讀+：最近，歌星鄧紫棋寫的科幻小說《啟示路》進入“銀河獎”海選，對此說什么的都有，您怎么看這事？

吳巖：這件事很好！而且，昨天還有一個第六代導演跟我說，他寫了個科幻小說讓我幫忙看看，希望能出版，所以現在是廣泛的、各種各樣的人都在寫科幻。

讀+：難道是科幻小說的門檻特別低嗎？

吳巖：我覺得今天的人普遍有一個對未來的焦慮，而且這和過去的那種焦慮不一樣。過去是有焦慮，但是你知道這個變化會通過10年來完成，在《弗蘭肯斯坦》那個年代，可能通過50年完成。但是現在，可能一個星期就發生變化；特別是人工智能，變化發生后它立刻就會迭代，所以這個世界的變化就變得難以想象。這些變化和焦慮促使人們更多地想象未來，包括找各種資源、各種作品，如果沒有找到能解決焦慮的作品，就會自己表達一些關于科幻的話語。而AI的發展，也讓科幻創作變得容易了些。人工智能時代，科幻會變成人人需要、人人能完成的自主創作活動。

人工智能作為寫作的輔助工具極為有益，無疑將科幻寫作提升至新的高度。當作家在思考某個問題時，讓人工智能協助考慮，能更全面地探索所有可能性，從而增加作品中的奇觀性、疏離感和強化認知性，彌補作品中的漏洞。

然而，從創新性的角度來看，人工智能顯然缺乏這一能力。美國著名華裔科幻作家特德·姜指出，人工智能在選擇下一個字時，總是選擇概率最大的那個，而這個概率是基于已出版作品中該字出現的平均頻率。真正的文學創作需要的是走向極端的字，而非平均的字。因此，從本質上講，依靠機器創作無法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獨特性，它只能創造出大眾化的內容。

借助AI工具，作家可基于個人需求快速生成創意框架，甚至實現“按需印制”的個性化創作。這種模式極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創作門檻，使科幻文學從“精英寫作”邁向“全民共創”。

與精準寫作相伴而生的，是“小羊圈文學”的興起。它指的是以小型社群為單位的創作模式：家人、朋友或興趣小組通過AI工具自主生成作品，并在小范圍內分享傳播。這將賦予文學更自由的生長空間。當每個人都能成為作家，科幻將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成為大眾思考未來的載體。

在這樣的時代，作家應該怎么“拯救”自己？答案是，科幻作家需要成為智能協作者和慣性的破壞者，需深諳AI邏輯，將其轉化為創作伙伴，同時探索敘事手法的全新邊界，既要像火苗一般沖破桎梏，又要彌合新舊認知的裂痕。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