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勛律師：揮專業之劍，刺破“釣魚執法”與“遠洋捕撈”的陰霾

在法治進程的長河中，總有一些律師以專業為帆、以勇氣為槳，在復雜的司法迷局中為無辜者擺渡，為正義發聲。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廖建勛，就是這樣一位深耕刑事辯護領域的公益律師。他手握法律利器，撕開“釣魚執法”的偽裝，對抗“異地趨利性執法”的亂象，用一個個無罪案例，讓公平正義為普通人的權益筑牢防線，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守護法治正義。

釣魚執法：00后女生的“販毒”之冤與絕境反轉

“我只是想把吃不完的藥賣給有需要的人，怎么就成了毒販？”這是上海22歲女生小周（化名）在一審被判販賣毒品罪后，心中揮之不去的委屈與迷茫。這個剛剛大學畢業的00后，因患有抑郁癥，家中留存了部分未吃完的精神類藥物。看著藥物閑置可惜，醫院又不予回收，她便在網上發布了轉讓信息，想賣給有需要的病友，卻未曾想，這一舉動竟讓她卷入了一場精心設計的“釣魚執法”陷阱。

（一）一場不合常理的“交易”

小周在網上掛出藥品轉讓信息后，很快就有一名自稱“搞音樂、抽過大麻”的買家主動聯系。對方毫不避諱地表露自己“有癮”，急需這類藥品。涉世未深且認知能力受精神疾病影響的小周，并未意識到其中的異常，只當對方是需要藥物助眠的普通人，便答應了交易。

可就在她寄出藥品、收到快遞取件通知時，等待她的不是買家的收貨確認，而是浙江某地公安機關的抓捕。原來，聯系她的買家是當地公安安排的特情人員董某——一個多次被判刑的刑滿釋放人員。更令人費解的是，正常情況下，若有人想購買藥品作為毒品替代品，定會行事隱秘、避人耳目，而董某卻刻意表露自己的“涉毒”身份，這種不合常理的行為，早已為這場“交易”埋下了詭異的伏筆。

一審時，當地律師建議小周認罪認罰，檢察機關也給出了緩刑的量刑建議。懵懂的小周在壓力下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最終被判處販賣毒品罪，緩刑執行。但“毒販”的帽子，讓這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孩陷入了絕望。這個標簽不僅會伴隨她一生，還會影響到后代的升學、就業，無奈之下，她通過網絡找到了曾辦理過類似無罪案例的廖建勛律師。

（二）三個關鍵疑點，撕開執法偽裝

廖建勛律師介入案件后，并未被一審判決束縛，而是從案卷細節中尋找突破口。經過細致梳理，三個關鍵疑點逐漸浮出水面，直指案件的核心問題——釣魚執法。

第一個疑點聚焦在特情人員董某的身份上。廖律師團隊通過檢索發現，董某并非普通線人，而是有多次犯罪前科的刑滿釋放人員。讓這樣一名有不良記錄的人充當特情，介入普通民眾的正常藥品轉讓行為，本身就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性。

第二個疑點關乎小周的主觀故意。根據小周的病歷記錄，她因患有精神疾病，僅有部分自制力，對事物的判斷存在偏差。她是否能認識到自己轉讓的藥品可作為毒品替代品，是否知曉買家是吸毒人員，這是認定其構成販賣毒品罪的關鍵。而從案件事實來看，小周轉讓藥品的初衷只是避免浪費，并未有任何牟利或協助吸毒的意圖，根本不具備販賣毒品的主觀故意。

第三個疑點則藏在同步錄音錄像與筆錄的矛盾中。案卷中的筆錄顯示，小周承認“知道對方是吸毒人員”，但廖律師團隊調取的同步錄音錄像卻清晰記錄了真相：偵查人員詢問“是否知道對方是吸毒人員”時，小周的回答是“我原來不知道，后來才知道的”。事后小周解釋，“后來知道”是因為被抓捕后，偵查人員才告知她買家的真實身份。偵查人員故意篡改筆錄、斷章取義，無疑是為了拼湊“犯罪證據”，這場執法的合法性瞬間崩塌。

（三）輿論監督+堅決控告，終獲無罪正義

廖建勛律師明確指出，販賣毒品罪的構成必須滿足“明知對方是吸毒人員或涉毒犯罪分子”這一前提，而小周的案件中，既無主觀故意，又存在執法程序違法，根本不構成犯罪。二審中，律師團隊將這些關鍵證據提交法院，引起了二審法院的高度重視，案件被發回重審。

但廖建勛律師深知，發回重審并不意味著無罪，要徹底推翻錯誤判決，必須對違法執法行為進行堅決追責。一方面，他代表當事人向當地及上級部門提出控告，要求調查公安機關違法使用特情、篡改筆錄的行為；另一方面，應當事人強烈要求，他推薦了關注此類案件的澎湃新聞記者，讓案件進入公眾視野。

澎湃新聞的報道一經發布，便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網友紛紛質疑：“吃不完的藥轉讓怎么就成了販毒？”“司法機關怎能用釣魚執法的方式制造罪犯？”輿論的監督給辦案機關帶來了巨大壓力，公訴機關在二審開庭時不得不承認買家是特情人員。最終，在證據、控告與輿論的多重推動下，辦案機關正視了案件中的違法問題，小周的“販毒”罪名被撤銷，這場持續許久的冤屈終于得以昭雪。

（四）案件背后的社會拷問：剩余管制藥品該何去何從

小周的案件并非個例。廖建勛律師此前還辦理過一起類似案件：廣州市民廖小姐的父母因癌癥去世后，留下了部分未吃完的止痛藥。在病友群發布轉讓信息后，她被山東某地司法機關以涉嫌販賣毒品罪抓捕。對方在溝通中提到“溜冰”，廖小姐誤以為是對方溜冰受傷需要止痛藥，還善意提醒對方“針灸效果更好”，卻沒想到這竟是一場釣魚執法。

這兩起案件都指向了同一個社會痛點：管制藥品的剩余回收制度缺失。醫院只負責售賣藥品，卻未告知患者剩余藥品的正確處理方式，也沒有建立相應的回收渠道。對于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的患者及其家屬而言，將未用完的藥品轉讓給有需要的人，既避免了浪費，又能彌補部分開支，這本是情理之中的選擇。但由于缺乏規范的回收途徑，這些善意的轉讓行為，卻可能成為釣魚執法的“靶點”，讓普通人一不小心就陷入刑事風險。

廖建勛律師呼吁，司法機關應對此類行為保持審慎與寬容，不能動輒動用刑事手段。對于確實存在不當轉讓行為的，可給予治安處罰、批評警告等懲戒，而非直接給當事人貼上“罪犯”的標簽。更重要的是，相關部門應盡快建立管制藥品的余藥回收制度，明確回收資質、流程與渠道，讓剩余藥品有合理的去向，從根源上避免類似的冤假錯案。

遠洋捕撈：單人傳銷案背后的逐利陷阱與律師堅守

如果說釣魚執法侵害的是普通民眾的合法權益，那么“異地趨利性執法”（俗稱“遠洋捕撈”）則是民營經濟發展路上的“攔路虎”。一些地方辦案機關為了追繳財產、增加地方財政收入，跨區域抓捕企業及相關人員，將行政違法拔高為刑事犯罪，嚴重破壞了營商環境。廖建勛律師辦理的“單人傳銷案”，就是一場對抗這種畸形執法的典型案例。

（一）詭異開局：50億營業額背后的“單人被告”

廣州一家企業研發了一款具有技術含量的黑科技產品，但因銷路不暢，陷入發展困境。為了打開市場，企業聘請了營銷專家李某（化名）擔任顧問，李某為其設計了一套營銷模式。憑借這套模式，企業在短短三年內實現了近50億的營業額，銷售產品300多萬臺，發展會員300多萬人，一舉擺脫了經營困境。

根據雙方約定，企業需按每臺產品50元的標準向李某支付提成，三年下來，應付提成約1.5億元。企業前期支付了1.1億元，剩余4000多萬元因后續營銷模式被部分地區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認定為“行政違法傳銷”，擔心面臨罰款而暫停支付，雙方由此產生矛盾。

就在此時，某地級市的公安機關盯上了這起糾紛，認為該營銷模式構成“刑事傳銷”，即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2019年9月，該地十幾名辦案人員前往廣州，對企業進行了近10天的全面調查，原本計劃將企業高管一網打盡。但最終，只有營銷顧問李某被單獨抓捕，這一“單人傳銷案”的詭異開局，讓整個案件充滿了疑點。

（二）逐利本質：傳銷案背后的財政沖動

廖建勛律師介入后，很快揭開了“單人被告”的真相。原來，辦案機關與企業老板達成了默契：企業老板聲稱營銷模式全由李某設計，責任全在李某，并承諾將未支付的4000多萬元支付給辦案機關；而辦案機關發現李某名下有數千萬元現金、豪宅等資產，總價值超1億元，抓捕李某一人，既能輕松追繳巨額財產，又無需復雜的調查取證，可謂“一本萬利”。

這背后，是傳銷案件與詐騙案件的本質區別：詐騙案件有明確受害人，追繳的違法所得需返還受害人；而傳銷案件通常不認定受害人，所有參與人員都被視為“參與者”，追繳的財產可全部沒收，納入地方財政。正是這種利益驅動，讓一些地方辦案機關對傳銷案件“情有獨鐘”，動輒追繳違法所得數億元，將辦案變成了“創收”手段。

李某被抓捕后，37天內就被檢察院批準逮捕。辦案機關甚至直接告知家屬和前期律師：“不用徒勞辯護，讓他認罪認罰，我們可以判輕一點，沒收財產就行。”面對這種赤裸裸的逐利執法，家屬陷入絕望，在案件即將移送法院時，找到了廖建勛律師，他成為了李某的第六任辯護律師。

（三）驚險辯護：三重策略擊碎違法執法

廖建勛律師介入后，首先對案件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刑法規定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質是“詐騙型傳銷”，核心是通過虛假宣傳、無真實產品或服務，騙取參與者財物；而涉案企業的營銷模式雖屬于“團隊計酬”式傳銷，但其有真實的產品銷售，有完善的售后服務，本質是“經營性傳銷”，屬于行政違法行為，而非刑事犯罪。

但面對一心逐利的辦案機關，單純的法律辯論難以奏效。廖建勛律師制定了“非常規辯護策略”，通過三重手段，逐步擊碎違法執法的鏈條。

第一重策略：堅決投訴控告，擊中執法軟肋。律師團隊針對辦案機關異地趨利性執法、程序違法等問題，向上級司法機關、紀檢監察部門提出實名控告。這種堅決的態度，一方面讓辦案機關的決策者有所收斂，不敢肆意妄為；另一方面，喚起了司法系統內的正義力量，讓更多秉持法律底線的司法人員關注到案件的違法性。

第二重策略：釜底抽薪，爭取本地司法認定。涉案企業總部在廣州，若能讓廣州司法機關認定該營銷模式不構成刑事犯罪，將從根本上動搖廣西辦案機關的指控基礎。廖建勛律師團隊在廣州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對涉案企業及老板涉嫌傳銷犯罪的行為進行調查。廣州公安高度重視，派人調取了廣西法院的全部案卷，經與檢察院、法院共同研討后，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書》，明確認定該模式不構成傳銷犯罪。這一關鍵證據，成為了案件反轉的核心。

第三重策略：輿論監督，推動案件公開透明。為了讓案件在陽光下審理，廖律師團隊聯合家屬，邀請了知名記者關注案件進展。媒體報道引發了廣泛反響，讓“單人傳銷案”背后的逐利執法亂象被更多人知曉。輿論的壓力，倒逼辦案機關不得不依法辦案，不敢輕易作出枉法裁判。

（四）完美結局：無罪釋放+資產解封，彰顯司法正義

在三重策略的推動下，當地法院對案件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在收到廣州公安的《不予立案通知書》一周后，便對李某采取了取保候審措施，將其釋放。但案件的最終了結，還經歷了漫長的等待。

開庭前，廖建勛律師團隊預判到辦案機關可能會向上級請示，于是提前將案件材料、不構成犯罪的法律意見提交給廣東省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庭審中，律師團隊充分展示了案件的違法性與證據的關聯性，有理有據地駁斥了公訴機關的指控。

2022年12月底，在案件開庭一年多后，檢察機關最終采納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意見，向法院申請撤回起訴。次日，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李某被正式宣告無罪，此前被扣押、凍結的全部資產也被依法解封返還。

這起案件不僅讓李某重獲自由，還獲得了2022年度“十大無罪案例”，并入選廣州市律協業務成果獎。它的成功，不僅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向全社會傳遞了一個信號：異地趨利性執法終將受到法律的約束，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司法正義保駕護航。

辯護之道：專業、勇敢與智慧的三重修行

從釣魚執法案到異地趨利性執法案，廖建勛律師之所以能屢創無罪奇跡，源于他堅守的“三重辯護理念”——極度的專業、適度的勇敢、高度的智慧。這三者相輔相成，成為他對抗法治亂象、守護正義的核心武器。

（一）專業是辯護的根基

刑事辯護是一場精準的“證據戰”與“法律戰”，專業能力是律師的立身之本。在小周的案件中，廖建勛律師團隊從特情人員身份、當事人認知能力、筆錄與同步錄音錄像的矛盾等細節入手，精準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在李某的案件中，他們深刻區分“詐騙型傳銷”與“經營性傳銷”的法律界限，通過法學專家論證、本地司法機關認定等方式，夯實了不構成犯罪的法律基礎。

廖建勛律師認為，刑事辯護律師不能只懂法律條文，更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細致的分析能力，從紛繁復雜的案卷中發現關鍵證據，從看似合法的程序中找出違法破綻。只有將案件的事實、證據與法律規定深度結合，才能形成強有力的辯護意見，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

（二）勇敢是對抗的底氣

面對辦案機關的違法執法，很多律師會選擇“明哲保身”，被動防守。但廖建勛律師堅信，“對于不正常的案件，必須用非常規的辯護方法”。在兩起案件中，他都采取了堅決的投訴控告措施，直面執法亂象，不畏懼壓力與威脅。

這種勇敢并非魯莽，而是基于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正義的堅守。廖建勛律師認為，違法執法只是少數現象，絕大多數司法人員是秉持正義的。敢于發聲、敢于對抗，不僅能讓違法者有所收斂，更能喚起司法系統內的健康力量，形成維護法治的合力。同時，這種勇敢也能給當事人和家屬帶來信心，讓他們在絕望中看到希望。

（三）智慧是勝訴的關鍵

刑事辯護不僅是“硬碰硬”的對抗，更需要“四兩撥千斤”的智慧。在李某的案件中，廖建勛律師沒有局限于法庭辯護，而是通過“爭取本地司法認定”“輿論監督”“提前向上級檢察院報備”等多重手段，構建了全方位的辯護體系，最終實現了案件的反轉。

他強調，律師的戰場不僅在法庭，更在證據收集、程序監督、輿論引導等各個環節。要學會借力打力，利用合法的途徑和資源，讓案件回歸法治軌道。同時，要區分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策略，對違法辦案人員堅決控告，對堅守底線的司法人員充分信任，形成推動案件公正處理的合力。

社會回響：個案推動法治進步，公益之心守護公平正義

廖建勛律師的辯護實踐，不僅讓一個個當事人重獲自由，更在推動法治進步、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釣魚執法系列案件中，他的努力讓更多人關注到剩余管制藥品回收的社會難題，推動相關部門思考建立規范的回收制度；同時，也向有關部門敲響了警鐘，促使其規范特情人員的使用，杜絕通過篡改筆錄等違法方式制造冤假錯案。如今，越來越多的司法機關在辦理類似案件時，開始注重審查當事人的主觀故意、執法程序的合法性。

在異地趨利性執法案件中，他的成功辯護呼應了國家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導向。隨著《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國家明確嚴禁區域性、趨利性執法，廖建勛律師的案例成為了政策落地的生動實踐。他的辯護不僅為涉案企業挽回了損失，更讓更多民營企業認識到刑事風險防控的重要性，推動企業建立健全法律顧問制度，從源頭規避法律風險。

作為一名公益律師，廖建勛律師始終秉持“守護公平正義”的初心。他不僅代理重大疑難案件，還積極通過媒體發聲、參與公益普法，向社會傳遞法律知識，提高民眾的法律意識和風險防范能力。他說：“我們做這類案件，不僅是為了當事人的無罪，更是希望通過這些案件，監督辦案機關規范執法，讓法治的陽光照進每一個角落，讓普通人不再因無心之舉陷入絕境，讓民營企業能在公平的法治環境中安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