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言誠：復旦二周

我讀大學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兩位周先生：一位是周谷城，一位是周予同。兩人同年(都生于1898年)、同學(都畢業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即北師大前身。周予同學中文，周谷城學英文)、同行(都改行教歷史),所以人稱“復旦二周”。“文革”初起，二人以“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被揪出，“復旦二周”由此聲名鵲起，全上海，乃至全中國，幾于無人不知。

從外表看，二周迥然不同。周予同一身中式打扮，走路邁四方步，一步三搖，儼然是一儒生。加上教授經學史，在我眼里，他就是位經師。周谷城則是西裝革履，風度翩翩，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他自己講，理一次發要一塊八。我當時是拿三等助學金的，一月零用錢兩塊，花一塊八理發，著實嚇了我一大跳。據說，他還不時出入音樂廳、舞會，我覺著他像是十里洋場的闊少。

這樣兩位風度、氣質絕然不同的學者，誰也想不到竟是一對摯友。在課堂上，他們談到對方，總是贊不絕口。后來我才知道，二位的金蘭之交源遠流長。大革命失敗，周谷城從武漢逃到上海，處境艱難，周予同曾熱情相助。抗戰勝利后，周谷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立馬把周予同請進復旦。

博大與精深

周谷城講課一成不變，先念一段講稿，然后便是海闊天空的神聊。先生的講稿，紙都黃了，看來是幾十年一貫制，內容書上都有，所以大家不甚重視，現在回想起來，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倒是神聊，精彩迭現，很多事至今不忘。記憶最深的，是關于讀書方法的教誨。他說，讀書講究博大精深。博大指閱讀范圍寬，古今中外，無所不讀。讀得越寬，理解書的內容就越深。博大看起來會分散精力，影響精深，其實恰恰相反，只有博大了，眼界寬了，才能真正深入書的精髓。反過來，精深也有利于博大。在一個領域精深了，再涉獵別的領域，很快便能入港。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拓寬，知識便博大了。這段教誨，隨著歲月的增長，我越來越體會到它的精辟。

那時我覺著周谷城先生確實博大。研究世界史，一掃歐洲中心論的積弊，將中國、印度和希臘、羅馬并提，融匯東西方文明，蔚成一幅波瀾壯闊的世界史畫面，視野之寬廣令人嘆服。他又開設美學課、形式邏輯課，研究領域的跨度之大，尤使我驚詫。但是，講到學問的精深，恐怕還得數周予同先生了。

周予同講課也有一套程式，先寫上兩黑板書名(教室里的黑板上下兩層),然后逐本開講，從版本到內容，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娓娓而談，引人入勝。對我來說，每堂課都像打開一扇窗戶，十分新奇。就以《詩經》為例，原先只在文學史課上知道有寫愛情的“關關雎鳩”,寫棄婦的“氓之蚩蚩”,寫貪官污吏的“碩鼠碩鼠”,再有就是古漢語課上講《野有死糜》:“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張世祿先生講到此處，便拽著自己的褲子說：“慢慢家來，別拉我的裙子呀!”逗得學生哄堂大笑。不承望到了周予同課上竟成了另外一番天地。他講《詩經》有漢學、宋學兩派。漢學又有今文學、古文學兩派。今文學又有齊、魯、韓三家。林林總總的流派，弄得我一頭霧水。但周先生只講了幾本書，就把我從迷蒙中領了出來。他說，了解今文詩學，只需讀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和《韓詩外傳》,了解古文詩學，只需讀陳奐的《詩毛氏傳疏》,而綜合古文、今文的鄭玄的《毛詩箋》,可視為詩漢學的集大成。至于詩宋學，代表作則是朱熹的《詩集傳》。我那時當然沒有能力讀這些書，但古人是怎么研究《詩經》的，今天研究《詩經》應如何入手，卻大致了然于胸了。

周予同不僅自己講，還推薦我們去聽一些有用的課。1960年代初，復旦曾有一段短暫的百家爭鳴，教授們爭相開設拿手的課，學生可以隨便聽。周先生讓我們去聽李笠的《說文》課、王欣夫的版本目錄課、朱東潤的《左傳》(史傳文學)課。他說做學問應從文字訓詁、版本目錄入手，先小學、后經學、再史學、再哲學。我遵囑一一去聽，李笠分部首講解《說文》,王欣夫談版本和校勘，朱東潤繪聲繪色講《左傳》和《史記》,都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所獲知識受益終生。

對周谷城的博大，我只能遙望，從沒動過仿效的念頭；對周予同的精深，我卻是心向往之。

周谷城和毛主席的交往

周谷城神聊，相當一部分是他和毛主席的交往，這也是學生最愛聽的。大家隱約地知道，大革命時期他和毛主席共過事，大約也是位革命家。他并不避諱，在課堂上講：“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學問。”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個一級教授了。他講過和毛主席游泳的事。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從深水區向他招手：“來呀!”他說：“主席，您是深入淺出，我只能由淺入深。”(關于此事，有不同的記述，但我是課堂上親耳聽到的，不會記錯)在我們心目中，和毛主席游泳簡直匪夷所思，于是大家肅然起敬。但我總隱隱覺得有些拍御馬的味道。

其實，周谷城對毛主席的崇敬是發自內心的。最使他難忘的，是毛主席支持他研究形式邏輯。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設》上發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旋即遭到“革命學者”的圍攻。不久開始了“反右”,知識精英紛紛落馬，周谷城處境之險不難想象。出人意料，此時伸出援手的竟是毛主席。就是那次游泳上岸，毛主席拿出《漢書·趙充國傳》對他說：“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他主張在西北設屯田軍，最初贊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對者十之八九。他因堅持真理，后來得到勝利……“”毛主席話里的微言大義，周谷城當然明白，他有了底氣。1958年秋，毛主席到上海，又約見周谷城。他把周拉到小房間里說：“你的邏輯論文寫得很明確，要繼續爭鳴下去。”周谷城回答：“我很孤立，火箭炮沖起來，我也有些受不了。”毛主席說：“有什么了不起，辯論就是嘛!”

有了尚方寶劍，周谷城無所顧忌了，從一論到九論，一口氣寫了九篇形式邏輯的論文。四面出擊，舌戰群儒，真有點“九評”的氣概。但當他把論文結集出版，想請毛主席作序時，卻遭到婉拒。毛主席在回信中說：“問題還在爭論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適宜。”(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穆欣談及此事，認為主席是怕影響爭論，我看未必。以毛主席的性格，真想支持的人，他不會模棱兩可。到下一場爭論，事情便清楚了。

1962年，周谷城發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一文，提出無差別境界和時代精神匯合論，又一次引起軒然大波。這次，姚文元也參加到批判隊伍中。1964年7月，金為民、李云初給《光明日報》寄來一篇反駁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毛主席看了清樣，立即叫中宣部把姚文元的文章和這篇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出版，并揮筆寫了一段按語作為序：

這兩篇文章可以一讀。一篇是姚文元駁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駁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藝理論問題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穆欣《述學譚往》)

說是“由讀者自己考慮”,其實，毛主席早已經考慮好了。這一次“插入一手”,不再“不適宜”了，江青已經在準備著把時代精神匯合論打進“黑八論”里面了。

在“文革”前夕的召見中，周谷城還想做最后的努力：

這天，周谷老又對主席講他的“無差別境界”。他說：“我講無差別境界，原來還以為是照毛主席的話說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否則我們還革命干什么?”毛主席當時就指出說：“當然矛盾是可以解決的，但是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劉大杰《一次不平常的會見》,引自馬社香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這一次的微言大義，周谷城讀懂沒有，不敢懸揣，但從后來他說會見“心情舒暢，超出尋常”(蘇雙碧《我所知道的周谷城先生》,《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來看，至少是沒有全懂。可張春橋讀懂了。在上海市委一次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會議上，他提出點八個人的名，其中就有周谷城。點名的社論一發，紅衛兵就抄了這八個人的家，并逼他們掛牌游街。后來批判資反路線，說市委拋出八位名人是轉移斗爭方向，時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的馬達這樣回憶：

據我觀察，當時的市委領導人根本未想到自己會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也不會想到自己要引火燒身，他們甚至把批判這八位文化名人看作就是“文化大革命”。(《馬達自述：辦報生涯六十年》)

批判周谷城就是“文化大革命”,這一點張春橋、姚文元和后來被打成走資派的市委領導們并無分歧。應該說，他們的理解沒有錯。1976年蘇雙碧采訪過周谷城，他這樣寫：

周先生胸懷開闊大度，他對那些批斗過他甚至打過他的青年學生，全不計較。但有一個人他卻是不能原諒的，那就是文痞姚文元。周先生說：“姚文元是根棍子，他寫文章到處誣陷，任意上政治綱，置人于死地。

姚文元誠然是罪不容誅，在姚文元還分管宣傳口時，周谷城竟敢如此評論，我也由衷地欽佩。然而，平心而論，姚文元批判時代精神匯合論，不過也是希意承旨罷了。幾十年來，知識分子先是奉旨批判別人，后來又被別人奉旨批判，此類活劇反復上演，實在無須憤憤不平。《評新編歷史劇 <海瑞罷官> 》發表后，曾被打成右派的林希先生竟幸災樂禍：“好哇，你們也嘗嘗革命的滋味。”個中辛酸，發人深省。

“文革”中我看到小報上一段話，是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匯報會上講的。他說：“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么行呢?”“文革”小報謠言充斥，似乎不足為憑。但紅衛兵盡管膽大包天，謠言造到毛主席頭上，怕也不敢，所以我倒寧可信其有。于是，想到反右時毛主席保周谷城、談家楨過關，恐也有深意，在萬馬齊喑的知識界，留下兩個百家爭鳴的樣板，還是很有必要的。

但周谷城確把毛主席視為知己，這就是偉人的魅力。毛主席去世，周谷城寫詩痛悼：“搶天吁地呼不應，傷心慘目淚如潮。”感情是真摯的、濃烈的。的確，直到最后，毛主席也沒有忘記周谷城。又是小報，載一對話：

毛主席問張春橋：周谷城現在干什么?

張：打掃廁所。

毛：喔，打掃廁所也是革命工作嘛!

張春橋心領神會，回去就把周谷城從牛棚里解放了出來。相比之下，周予同可就無此寵遇了。

士可殺而不可辱

我接觸的周予同，始終是溫文爾雅，恂恂如也。怎么也想不到，當年他還是個激進的革命者。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就是周予同和匡互生點起來的。周予同研究經學，起初也是想用學術研究的辦法打倒孔家店。但新中國成立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銷盡了他的革命銳氣，到他給我們上課時，已經純然是一位經學大師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被革命烈火燃燒得熱血沸騰，很少有人能坐下來讀書做學問。對此，周予同暗暗著急。他常常哀嘆，自己研究的經學，“快要成絕學了”。他鼓勵學生，潛心讀書，勤懇著述，要像兩司馬那樣，“平生精力盡于此書”。

歷史學界曾有過“沈元道路”的辯論。沈元是北大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后經劉導生、黎澍安排進了近代史所。1963年開始，沈元連續在《歷史研究》和《人民日報》發表學術論文，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新穎的視角，轟動了歷史學界。可是北大有人向中宣部告狀，說報刊這樣發文章是公然宣揚“白專道路”。狀子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以至于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不要讓沈元再發文章。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周予同卻在課堂上說：“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文革”中，沈元被槍斃了，周予同的那句話自然成了滔天罪狀之一。

周予同并不掩蓋自己政治上的“落后”。他常說，黨員是圣人，團員是賢人，像自己這種非黨非團的民主人士，不敢與圣賢并列。又說，馬列主義，自己開始一點不懂，現在懂得一點，也只是蓋交飯，今生怕是到不了蛋炒飯的境界了。言談中流露出政治上的自卑。

自卑歸自卑，骨氣還是有的。周予同自稱是末代士大夫。他說，古代君王與士大夫的關系，不僅是君臣，更不是主奴，而是介于師友之間。賢明的君主總是尊重士大夫，而士大夫則是“士為知己者死”。他很看重知識分子的人格，常說：“士可殺而不可辱。”對古代敢于直諫的士大夫，他十分敬佩，稱贊他們是批逆鱗。沒想到，“文革”一開始，他無意中也批了逆鱗。

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前后，張春橋組織了兩次座談會，參加者都是上海的有名學者，復旦二周亦在其中。第一次會是在文章發表之前，把清樣發下來，讓大家提意見。已經是山雨欲來了，座談會上人人驚懼，有的人一言不發。但周予同卻帶頭發言，他不管文章的來頭，公開講吳晗是好人，歷史上是積極進步的，責問“他究竟有什么問題?”據列席會議的朱永嘉講，“這次座談會的記錄是送給市領導看的，而且發了《文匯情況》直送中央”。(朱永嘉《周予同先生》,《萬象》2005年5期)

關于《文匯情況》,馬達的書中有更具體的介紹：

一室主任告訴我：“《文匯白頭情況》是張春橋親自安排的，連標題、樣式、字體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號，她當時在上海)專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寫作班子。上海只發張春橋、寫作組兩份，陳丕顯發過兩期，后來停了。據說連周總理也看不到。”

當這些知名人士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以后，一份份按人頭整理的所謂“右派言論”的《文匯白頭情況》接連上報，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所謂批判“右派言論”的選題計劃也一一布置下來。(《馬達自述》)

在座談會上慷慨陳辭的周予同做夢也想不到，他的發言會以這樣的形式上達天聽。

如果說第一次座談會局勢尚不明朗，那么第二次就不一樣了。全國鋪天蓋地地批海瑞罷官，吳晗也作了檢討，座談會就是讓大家對吳晗的檢討表態。孰料周予同仍不識相，還是第一個發言。他說：“吳晗的文章我看了，吳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錯就認了，他的認錯不是假的。但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傾怎么聯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哪里去了?吳晗是好人，是清官……”

在全國同聲斥罵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時候，周予同說吳晗是好人，這已經夠大逆不道了。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竟然埋怨吳晗沒有政治敏感性。個中奧妙，須加解讀。原來姚文元的文章雖然兇猛，卻未打中要害，這是后來毛主席指出的：“要害是罷官。嘉靖(實際劇本寫的是隆慶)罷了海瑞的官，我們也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本來姚文元并未把吳晗和彭德懷聯系起來，可是吳晗在檢討中卻說寫劇本是受到反右傾的啟發，這不是送上門去嗎?那時毛主席的講話還不為世人所知，周先生更不會看到，但作為史學家，他卻敏感地覺察到了要害的所在。“反右傾怎么聯想到海瑞上面去的?”這句話里蘊涵著多么濃厚的友情!他是在替吳晗的糊涂著急呀!

周予同為自己的正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了解內情的朱永嘉先生說：“他本來不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攻擊的對象，由于他堅持不口是心非，說了自己的心里話，就無辜地成了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八大學術權威之一。”“文革”中，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請罪。借用一句“文革”術語：批判的武器沒有讓周先生屈服，武器的批判卻使周先生斯文掃地。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他談及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時說：事實證明，士可殺亦可辱。

周予同有心臟病，上課都要按時吃藥。“文革”中因病重癱瘓了，就這樣還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腳不便，批斗后掉進一條溝里爬不起來，沒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還是一同挨批的嚴北溟先生從溝里把他扶了起來。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樣儒雅的周先生，怎樣爬上了那條屈辱的溝坎。

聽同學說，“文革”后周予同先生拒不接見“文革”中喪盡良心揭發自己的弟子，我于是對他更加敬重。猶太人沒把殺害六百萬族人的罪過推到希特勒一個人頭上，而是天南海北地追捕納粹兇手。正是這種凜然的正氣，贏得了德國總理的下跪。可我們總是強調寬容大度，其結果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寡廉鮮恥。

來自：《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