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歸葬故鄉鹽城遇冷，蘇州：鹽城不要我們要，太湖洞庭隨便挑

1984年12月的淮河以北已是寒風刺骨。鹽城建湖縣公交站旁的小旅館里，章含之把厚呢大衣裹得嚴嚴實實，手里卻始終抱著那個幾乎沒離身的黑檀木盒。盒內，喬冠華的骨灰已經靜候了十五個月。她此行只想完成丈夫“落葉歸根”的囑托，可等來的卻是一場意外的冷場。

宴請安排在鹽阜賓館。桌面擺的是地道風味——蟹黃湯包、清燉甲魚、酥鴨。可出席的卻都是退休老干部。縣里幾位主政者借口“臨時有會”未到。章含之心里明白，再熱情的話語都無濟于事，她索性沉默。三天后，木盒重新被放進行李箱，車門緊閉，鹽城的風擋在了玻璃之外。

喬冠華和鹽城的情感并非外人能懂。1930年的亭湖中學，他一次又一次地帶頭抵制舊式校規，兩度被開除，也是在這片平原上，他寫下第一篇筆名“喬木”的評論。從這里南下，從這里出國，從這里走進延安，最終坐到聯合國大會主席臺前。家鄉，于他不只是出生地，更是初心所在。

然而現實并不浪漫。改革開放初期，各地財政緊張，如何對待“名人墓葬”沒人有經驗，政治考量與經濟壓力交織，鹽城顯得謹慎。章含之沒有責怪，她明白地方顧慮，只是替丈夫遺愿難平。

翌年正月，蘇州的朋友李顥寫來一封信，短短一句話：“太湖春水已生，洞庭梅花欲放。”章含之心頭一動。2月12日，她坐火車到蘇州北站，轉車到吳縣縣委。書記管正聽完來意，當即拍板，“鹽城不要我們要！洞庭山隨便挑。”說完，又補上一句，“喬部長的事，就是吳縣的事。”語速很快，卻擲地有聲。

一句豪氣讓章含之落淚。17日清晨，她乘船繞太湖一圈，在東山南坡一處面水背山的小丘停步。這里松濤聲聲，風送茶香。午后，兩名殯儀師抬著骨灰盒，隨同數十枝白菊，一鍬一鍬地覆土。喬冠華第二次“歸家”，地點雖改，氣度未減。

關于這位第四任外交部長，人們記得的是1971年11月15日那聲大笑。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議案時，他昂首而立，爽朗笑聲響徹會場，鏡頭定格，成為國際關系史上的經典瞬間。可笑聲背后，他對故土的深情始終未歇。章含之常說：“冠華話不多，但一提鹽城就停不下來。”

時間推到1990年代末。國內旅游開發興起，紅色資源備受關注。鹽城方面開始頻繁和蘇州溝通，誠意十足，提出以“二喬”——胡喬木與喬冠華命名一條主干道，甚至規劃紀念園區。幾番函電往返，江蘇省政協牽頭調解。最后的方案是“雙址并存”——蘇州保留原墓，鹽城迎回遺骨，碑上注明遷葬年月。2001年秋，喬冠華終于回到建湖縣草堰口鎮老屋后的小林地。這一次，沒有波折，只有鞭炮與青磚。

遺憾的是，“靈魂歸位”后，又冒出新問題。建湖縣政府希望把配偶也合葬，本意是成全一家團聚，但喬冠華早年的愛人龔澎已于1970年安葬北京八寶山，章含之后又打算和父親章士釗葬于上海福壽園。子女多方商量，最終決定在建湖故居旁建“衣冠冢”。冢中藏的是喬冠華生前用過的鋼筆、眼鏡，一張與周總理合影，和幾頁黃舊筆記。形式雖簡陋，卻寄托骨肉親情。

2003年，福壽園主動伸出橄欖枝。園區里同眠的史學家、實業家、電影明星各有其傳，管理方認為喬冠華“不該缺席”。出于年事已高、掃墓不便，以及落葉同根的考慮，章含之應允。于是，在上海松江的青松之間，一尊銅像、一道石徑，又成了“第四處歸宿”。

四地安葬看似離奇，實際上折射了那個時代地方與中央、情感與現實的多重協調。鹽城的猶豫、蘇州的慷慨、建湖的執念、上海的包容，層層對應著社會轉型下的文化心理。有人調侃：“喬部長四處有家。”細細想來，這恰好與他外交生涯的軌跡暗合——他的一生，腳步遍布五洲，靈位最終也留下了四座紀念點。

回看時間線，會發現矛盾并非出于誰對誰錯，而是呈現出不同歷史節點的心態差異：八十年代初，求穩為主；九十年代，文化品牌漸被重視；二十一世紀后，“名人效應”與公共記憶結合。每一次遷移，都讓人們重新認識喬冠華，也讓當地社會重新審視自身。

有人好奇，為何章含之沒選擇單一地點。她曾在灑滿夕陽的蘇州墓前輕聲說，“讓他看水、看山、看世界。”寥寥數語，道盡了不舍與豁達。若把這句話放大來看，也像極了外交家的處世哲學——地域可以有邊界，情感不設藩籬。

今天，鹽城市區的冠華路車流不息，蘇州東山的松濤依舊，建湖故居逐漸成為學生研學點，上海福壽園的銅像被修剪得一塵不染。四處墓地各有守護人，各有祭掃者。喬冠華的笑聲仍在照片里回蕩，他的人生軌跡以另一種方式延伸：不止于山海，更超越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