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6年，迅雷再訴前CEO陳磊：一場正義終至的司法清算

1月15日，據《第一財經》報道，迅雷向前CEO陳磊提起訴訟，指控其侵害公司利益。而這一事件可以回溯到6年前那場動蕩的權力接替中，最終以陳磊敗北而逃告終，但沒有結束的是陳磊侵占的那些巨額資產，這是迅雷發展路上最后一朵烏云。

2014年，陳磊意氣風發，滿懷抱負地以CTO身份加入迅雷，三年時間獲得了董事會的認可，2017年接任CEO，然而三年之后，2020年，陳磊成為了那個轉移資產的“野蠻人”，甚至為了逃避迅雷的司法控告而遠逃海外。

我們不禁要問，一個職業經理人是如何做到3年內將董事會的認可變成了一場司法控告？企業高管對公司資產侵占與轉移為什么這么難追？陳磊的案例會是互聯網行業高層貪腐典型嗎？企業又該如何應對？

表面風光 暗藏私欲

故事還要從陳磊加入迅雷說起。當時移動互聯網大潮已來，在轉型的道路上，迅雷也進行了多次嘗試，但仍未找到一條合適的路徑。就在這時，陳磊加入迅雷，并以CTO的身份為迅雷找到了一個新方向——云計算，但陳磊并沒有把云計算納入迅雷原有體系中，而是選擇成立一家獨立核算的子公司網心科技，自己作為創始人。

陳磊掌舵的網心科技，從表面上看，其盤子在不斷擴大，但反映到財報上，卻是連年虧損。在其加入迅雷的第二年，網心陸續推出了賺錢寶和星域CDN等產品，星域CDN通過采集家庭用戶的閑置帶寬，再轉售給企業用戶，迅雷和家庭用戶都能從中獲利。

在此之后，陳磊又把目光轉向了區塊鏈，提出All in區塊鏈的口號，并推出了玩客幣這一產品。

從2017年開始，陳磊主推的業務紛紛折戟。 2018年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的《關于防范變相ICO活動的風險提示》中，鏈克（更名后的玩客幣）被重點點名。隨后迅雷將鏈克、鏈克商城和鏈克口袋等業務全部售讓，僅保留玩客云和其網絡的共享業務。

迅雷2019年財報顯示，迅雷2019年年度總營收為1.81億美元，同比減少21.9%；凈虧損為5340萬美元，比2018年的凈虧損4080萬美元進一步擴大。

在2020年陳磊被董事會罷免后，迅雷啟動全面審計，發現陳磊存在虛假合同、虛增交易等行為，涉嫌侵占的資金規模達近2億元。

金蟬脫殼：借由“興融合”中飽私囊

在迅雷控訴陳磊案件里，2018年成立的興融合是這場貪腐的關鍵點，也是很多企業反貪腐中常見的手法，即成立一家體外公司承接公司上下游業務，從而完成利益輸送。

在案件中， 2018年，陳磊設立“深圳市興融合科技有限公司”（后簡稱為“興融合”）公司。據陳磊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興融合主要有兩項業務，一個是從網心低于市場價購買玩客云機器，再對外售賣，即中間商；另一個則是通過一個硬件產品小融盒子為采集礦主提供了設備和技術手段采集寬帶，然后售賣給網心。

陳磊對外表示，這家公司是迅雷的子公司，但經迅雷后續調查發現，陳磊借由“興融合”這家公司以及高層管理的身份安排網心科技與興融合進行大額交易，將網心的資金轉移到興融合賬戶上。

據知情人士透露，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陳磊通過虛增交易環節等形式，安排網心向“興融合”支付約2億元、低價售賣玩客云給興融合。這其中還包括了，陳磊在被上市公司免職正式聲明發出的前三天，緊急向興融合轉賬2000余萬元，隨后這筆錢的流向也不得而知。

據迅雷表示，雖然陳磊對外表示興融合是網心的“關聯企業”，但該公司從中賺取的利益并從未以任何形式回流。

更詭譎的是，陳磊逃離出境后，對興融合進行了一系列的工商與股權變更，把屬于迅雷子公司的“關聯公司”——興融合占為己有，讓其成為了其利益輸送的“白手套”與“中轉站”。據迅雷表示，興融合的股權早在陳磊出鏡后，就迅速以1元的價格進行轉讓。據悉，如今興融和股權也已變更至董鱈母親和親屬名下，且由董鱈閨蜜的母親趙玉芹擔任法定代表人。該公司現在已形成了 “陳磊、董鱈→親信、親屬→名義公司” 的三層隔離，徹底隱匿實際控制權。這也是至今迅雷無法完全追回資產很重要的原因。

而在這場利益輸送中，陳磊作為職業經理人卻與下屬保持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將董鱈從一名普通員工，在幾年間提拔為網心科技VP（副總裁）、迅雷集團SVP（高級副總裁），以便順利地完成利益輸送閉環。

企業反腐：無序到有序的必由之路

2020年，陳磊被董事會免職，李金波接任董事長。到2026年，迅雷的業務發展已經完成了止跌、重整、回升、開拓四個階段。李金波上任后，將資源重新聚焦于會員服務、合規的云計算以及探索海外市場。

對于迅雷來說，陳磊侵占公司資產這個事件是公司從無序走上有序的健康發展道路上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然而企業反腐——特別是高層反腐，是一條任重而道遠的路。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高級管理人員熟悉企業內部的運作機制，又掌握相應的權力，違法行為極具迷惑性和隱蔽性，具有較高的反偵查意識。比如使用抽屜協議，使用親信人員掌握要害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書面代持協議等證據，提前對好說辭，幕后遙控，將不當套取資金行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偽裝起來。另一方面，如果嫌疑人外逃，案件難度將更大，串供、毀滅證據更為容易，執法部門的調查能力也會受限。”

互聯網貪腐不是一家企業的“家務事”，而是關乎公平競爭、投資者信心、用戶權益與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公共議題。對個案而言，依法追責、以訴促治是起點；對行業而言，透明治理、技術賦能與協同共治才是長久之計。支持企業在法治軌道上重拳出擊、捍衛自身與公共利益，也是在為所有參與者建設一個更清朗、可信、可預期的數字經濟環境。

起訴貪腐員工，不僅是企業維權的法律動作，更是一次“以訴促治”的治理事件：通過司法程序固化證據、厘清權責邊界、形成對內部舞弊的強力震懾，并推動供應商治理、資金流監控、權限與流程重構等系統性整改。

迅雷的起訴，不僅是對陳磊個人行為的追責，更是公司重塑治理、邁向合規化的重要一步。迅雷的轉型之路仍在繼續，而這場遲來的司法清算，或許將成為中國互聯網企業治理史上的一個關鍵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