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召開市人大會議，毛主席派陳毅幫人拉票：請大家選他做副市長

195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已入寒冬，西長安街上的路燈孤零零亮著。中南海的燈卻沒滅，陳毅剛批完一疊文件，電話鈴響了。毛主席在那頭笑著說：“老總啊，明年一月上海要開市人大，你替我回趟老地方——請同志們支持榮毅仁。”一句話，任務就定了。

陳毅掛下電話，腦子里蹦出一個念頭：那位“榮公子”到底憑什么讓毛主席如此看重？

榮毅仁1916年出生于無錫。他家里兩代人耕耘實業，面粉、棉紗、機器齊全，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資本巨族。榮家對子弟要求極嚴，榮毅仁大學暑假都得去廠房值班，沾不得半點闊少習氣。可命運從不按劇本走。

1937年七七事變，華東各廠區紛紛停擺，海運中斷，訂單雪崩。榮毅仁趕赴倉庫清點存貨，扛麻袋、修機器，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人問他：“少爺圖啥？”他回一句：“廠在，我在；廠亡，我自謀出路。”

抗戰后，企業剛喘口氣，1946年父親榮德生在上海被綁。綁匪索要六十萬銀元，動手的是杜月笙那條線。榮家咬牙交了四十萬，人才得以平安歸來。此事給榮毅仁上了最后一堂危險課：資本若無政治安全，終究是空中樓閣。

1949年人民解放軍入滬。榮毅仁開車途經南京路，看到戰士席地而眠，槍支整齊碼放，路面干凈。他對司機感慨：“這隊伍靠得住。”那一年，《共同綱領》里第一次把“民族資產階級”寫進國家政權的構成，他把這八個字剪下來，夾在筆記本里。

1950年，全國政協會議前夕，他收到赴京宴請通知。第一次握手，毛主席先問：“你父親可好？”隨即笑道：“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啊。”一句似玩笑似試探，榮毅仁只答兩個字：“報國。”周總理在旁點頭。那晚，他發現新政府并不排斥資本家的存在，而是想讓他們為國家出力。

1955年10月，北京會議休息間隙，榮毅仁鼓起勇氣向毛主席發出邀請：“主席若有暇，請到上海走一走。”半年后，毛主席真到了申新九廠。“我來了。”老人的一句輕聲問候，讓廠里工人私下嘀咕：這位廠主面子不小。

事情就在這里生根發芽。1956年底，公私合營全面推進，不少人把矛盾看得很尖銳。榮毅仁反倒提出：“合營后，階級矛盾還能否和平處理？”問題刁鉆，卻擊中了核心。毛主席仔細琢磨，給出的答案是：可以變為非對抗性。這個思路，后來寫進了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講話。

于是有了上海市人大二屆一次會議。1957年1月23日，陳毅站在會場，川味普通話里帶著股豪氣：“我是奉毛主席之命來拉票的——請大家選榮毅仁同志擔任副市長。”臺下竊竊私語，很快化作掌聲。陳毅又補一句：“他在民族資本界能起我起不到的作用。”十分鐘后，計票結果出生——高票通過。

榮毅仁上任，主管輕工與外貿。他跑廠房、跑碼頭，也跑銀行窗口。有人疑惑：“私營出身的人能當紅色官員？”幾年后答案擺在賬本上：上海紡織品出口額連翻數倍，外匯回籠速度全國第一。功勞簿上寫著集體，但內行都知道，那是一套兼收并蓄的管理方法在起作用。

時間快進到1978年。葉劍英一句“國家要用你”，鄧小平一句“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把他重新推到風口。榮毅仁沒有挑部長，也沒要特殊待遇，而是遞上一紙手寫報告：創辦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走出去融資金、引技術。1979年10月4日，中信掛牌，他把自家后院改成臨時辦公室，又把個人存款一千萬借給公司周轉。十四年里，他沒領一分工資，卻把“中國窗口”四個字打進了世界財經詞典。

回看那通深夜電話，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那句“請大家選他”，榮毅仁也許還是廠房里忙碌的實業家，而不會成為后來被基辛格盛贊的“東西方都懂的企業家”。國家發展走到十字路口時，一個眼光老辣的政治判斷，加上一個甘冒風險的民族資本家，兩者合拍，便能闖出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