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社論｜關于所謂“正在消失”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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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產階級確實在“空心化”，因為更多人正在向更高收入階層上移。

我們很高興報告，美國中產階級的確在“被掏空”，但原因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憑自己的收入增長進入更高的收入階層。這與當下左右兩翼的民粹式悲觀論調背道而馳，因此要感謝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經濟學家們澄清事實。

“中產階級被掏空”如今已成兩黨共享的陳詞濫調。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用人們對家庭經濟下滑的恐懼，為他的關稅與產業政策辯護。自由派則把它當作提高稅收、再分配收入、增加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的理由。

然而，這種悲觀論調很難與數據所呈現的事實相吻合。數據顯示，美國經濟規模已創歷史新高；同時，大量基于個案與見聞的證據也表明，各個階層的美國人所享有的生活水平高于歷史上任何社會。現在，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斯蒂芬·J·羅斯（Stephen J. Rose）與斯科特·溫希普（Scott Winship）正在把真實情況講得更清楚。

許多自稱發現“中產階級萎縮”的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各種度量與分析上的問題。最大難題在于“中產階級”本身就難以界定。經濟學家常常會習慣性地采用一種做法：以某一年收入中位數為參照，劃分不同的收入區間。但這類分析在各收入層次普遍顯著上升的同時，仍宣稱自己發現了“中產萎縮”，這理應讓讀者停下來仔細想一想。

羅斯與溫希普則改用絕對標準來劃分不同收入群體，依據的是2024年聯邦貧困線的倍數作為標尺。比如，對三口之家而言，這一定義將“貧困”界定為家庭年收入低于4萬美元；將核心中產界定為6.7萬至13.3萬美元；將上層中產界定為最高可達40萬美元，等等。隨后，他們利用通脹數據把這些門檻校準到更早的年份，一直追溯到1979年，也就是相關數據序列可用的起點。

按這種口徑衡量，過去50年的故事是持續而穩定地從“核心中產”邁向“上層中產”。處于“核心”中產的家庭占比，從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但貧困群體與下層中產群體的占比也同樣下降。

與此同時，上層中產的規模出現爆發式增長。該收入檔如今占家庭總數的31.1%，而1979年只有10.4%。羅斯與溫希普寫道：“美國歷史上第一次”，2024年處在核心中產門檻之上的家庭更多（35%）而處在門檻之下的更少（34%）。

擔心家庭預算的美國人并非是無中生有。他們確實承受著一些先輩未曾經歷的壓力，例如被嚴重扭曲的市場推高了住房、醫療和高等教育的成本。美國人在這三項開支上抱怨費用高昂是有道理的，但諷刺在于，除了國防領域,這些恰恰是聯邦政府補貼和監管程度最高的美國產業。遺憾的是,政界和媒體鮮有人理解政府在削弱這些行業競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美國增長和機遇的宏觀敘事是積極的。美國仍以自由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制,以及傳統上對經濟增長的政治關注,正在為更多家庭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不平等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上升,尤其是日益壯大的富裕中產階級群體。

真正阻礙所有人獲得更大繁榮的，是那些抬高成本并限制選擇的政府政策。

華爾街日報社論委員會

我們主張自由市場和自由個人，這些原則可以說正是1776年那一年由托馬斯·杰斐遜的《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確立的。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直至未來，《華爾街日報》始終堅定支持自由貿易和穩健貨幣政策，反對掠奪性稅收和國王及其他集體主義者的專斷法令，主張個人自主，抵御獨裁者、惡霸，乃至一時多數人的情緒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