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前一晚,我以為自己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妥當。
酒店的燈試過三次,桌花是我親自挑的,白色郁金香,花苞收得緊,看起來很克制。禮服掛在衣柜最里側,我怕落灰。母親下午打了四個電話,反復確認酒席人數,說親戚又多來了兩桌。我說好,語氣平穩,像是在處理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情。
我一直是這樣的人,越是大事,越顯得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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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點,他才回來。身上帶著酒氣,不重,但足夠讓我意識到他喝過。他站在玄關換鞋,動作慢了一拍。我看見他的手抖了一下,很輕,很快,又被他收回去。
“你緊張嗎?”我問。
他沒立刻回答,只是抬頭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卻不像往常。以前他看我,總有點討好的意思,像是確認我還在。那天沒有。
我們坐在客廳,燈沒開全,只有落地燈亮著。他說,有件事,應該告訴我。
“其實也不是什么大事。”他先這樣開口。
我心里已經開始往下沉。我太熟悉這種句式了,像醫生在下診斷前的鋪墊,像會計在解釋虧損前的緩沖。人一旦用這種語氣,說的就一定不是小事。
他說,他前段時間,和前女友見過幾次。
我沒打斷他,也沒表現出任何情緒。只是點了點頭,示意他繼續。
他說得很細致,像是在交代一段賬目。什么時候聯系的,誰先找的誰,見過幾次面,有沒有越界。他說沒有實質發生什么,只是聊天,吃飯。他強調“沒有發生什么”的時候,聲音略微提高了一點。
我聽著,忽然想起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他也是這樣,把自己過去的感情說得很干凈,像是已經被時間消毒過。我當時信了。
“你為什么現在說?”我問。
他說,因為良心不安。他不想以一個有隱瞞的人,走進婚姻。
這句話說得很正派,也很體面。如果換個時間地點,我甚至會為他的誠實動容。
可偏偏是現在。
我看著他,突然意識到一件事。他并不是在征求我的原諒,他是在完成一件自我救贖的事情。他說出來了,就輕松了。至于我能不能承受,不在他的考慮范圍內。
我問他:“如果我不知道呢?”
他沉默了幾秒,說,那也許就這樣過去了。
我那一刻很平靜,平靜到自己都覺得奇怪。沒有憤怒,沒有哭,只是覺得屋子里忽然空了。
我站起來,走進臥室,把禮服重新套上防塵袋。拉鏈的聲音很清脆,在夜里顯得刺耳。他在客廳,沒有跟過來。
我拿起手機,開始一個一個打電話。
酒店經理先接的。我說婚禮取消,明天的酒席全部退掉。他愣了一下,問原因。我說私人原因。他說違約金。我說可以。
接著是婚慶公司,司儀,攝影。我重復著同一句話,語調穩定,像在處理別人的婚禮。
母親的電話是最后打的。她在那頭沉默了很久,只問了一句:“你想清楚了嗎?”
我說想清楚了。
掛斷電話,我靠在沙發上,才發現自己有點累。不是心碎的那種累,是一種長期用力后的松懈。
他終于走過來,站在我面前,臉色發白。“你是不是太沖動了?”他說。
我抬頭看他,突然有點想笑。沖動這個詞,從他嘴里說出來,顯得格外諷刺。
“如果不是今晚,是不是就不沖動了?”我反問。
他沒說話。
我并不是不能接受過去。我不能接受的是,一個人在明天就要把我介紹給所有人的時候,心里還留著一個可以隨時回頭的出口。
婚姻對我來說,不是浪漫的歸宿,是一項決定。一旦開始,就意味著我默認與你共同承擔后果。可他在最后一刻,仍然選擇先安頓自己。
天快亮的時候,我才真正感到難過。那種難過很具體,是想到那些已經送出去的請柬,是想到母親連夜修改的座位表,是想到我曾經認真相信過的那種“以后”。
但更多的,是一種確認。
確認我沒有嫁錯人,因為我根本沒有嫁。
后來他來找過我幾次,說后悔,說自己糊涂。我聽著,沒有反駁,也沒有接受。有些事,一旦發生,就不再需要態度。
結婚前一晚,我退掉的不是酒席,是我對一段關系最后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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