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寫給普通讀者的詩歌宇宙漫游指南——《約翰·濟慈的頌歌》

提到約翰·濟慈這位來自英國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普通讀者可能知之甚少，某一年小紅書一個帖子提問：“有哪些讓你驚艷的墓志銘”，濟慈的墓志銘也在其中：“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周瓚譯，原文為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下面有人評論：“真是輕盈又永恒。”詩人濟慈給人的慣常印象大概如此：浪漫、深情、輕盈，是用感官與想象追逐真與美的“唯美詩魂與天才匠人”。然而，濟慈的詩歌不僅僅止步于浪漫和優美，他的靈魂也不僅僅能用“輕盈又永恒”概括，他是一名有野心的詩人，他和他壯闊的詩歌宇宙，期待著更多讀者以全新的目光去擦拭、發現和點亮。

倘若濟慈的詩歌宇宙是遙遠而陌生的絢爛星系，那么這本海倫·文德勒所著的《約翰·濟慈的頌歌》則會成為讀者的一面望遠鏡。借助這個望遠鏡，讀者得以窺見的不僅僅是濟慈詩歌宇宙的壯麗圖景，而是能具體而微地進入到某一星辰的內部，觀測星辰的演變與運行，觀測這些看似無章法的星軌是如何在詩人如建筑師般堅定的意志鑄造下巧妙地交疊與匯聚，最終演化成為一幅高度自洽、充滿智性的燦爛星圖的。最重要的是，海倫·文德勒讓這些遙遠的星光流動了起來，如她所言，評論家應該讓讀者意識到，好的詩歌是可以跨越時空的。除了文本自身的魅力，詩歌不朽生命的流動，還需要靠萬千讀者的參與。僅僅“觀看”是不夠的，讀者還必須和評論家一起，代入作者的創作視角，親自去擦亮每一顆詩歌宇宙中的渺小星辰，排兵列將，方能共同點亮詩歌的宇宙之網。

為了引領讀者共同進入詩歌之道，海倫·文德勒在《約翰·濟慈的頌歌》一書里提出了“構成性修辭”這一概念，并將《怠惰頌》《賽吉頌》《夜鶯頌》《希臘古甕頌》《憂郁頌》《秋頌》以及關鍵的《海披里安的覆亡》，視為一個內部互相勾連的系統。文德勒認為，這幾首頌歌是一個“統一的序列”，每首頌歌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構成性修辭”，它承載著濟慈詩學思考的建筑骨架，每一次修辭的變化，都標志著濟慈的詩歌宇宙完成了一次實驗與蛻變。文德勒想要帶領讀者以充滿好奇的文學之眼映照出這些修辭的清晰骨骼，將散落的濟慈“頌歌”星辰連成特定的軌道。這是一種“雙重勘探”的觀看之道，既從細微之處輕撫骨骼紋理，尋找其構成路線，定位詩學坐標，又能從宏觀角度將這些坐標一一點亮，從而體悟濟慈作為一位詩歌實驗者真實而豐富的靈魂。

追隨文德勒的指引，我們首先步入的星軌是《怠惰頌》，這首詩的“構成性修辭”是一種“復現”。“怠惰”的是詩人，而三個“形體”卻反復出場引起騷動。文德勒帶讀者觀測到詩人與三個“形體”的戲劇化互動，正是詩人內心的核心沖突，這也是濟慈后續詩學實驗的起點。詩人的靈魂以敏銳密集的觸角捕捉著現實，雄心、愛情、詩意，不斷與命運戲耍搏斗，其中的荒誕矛盾，反而是靈魂生機充盈的體現。“復現”的結構讓詩人內心起伏的溝壑在讀者面前更為明晰，行動與沉淪，靈敏的感官與刻意的麻痹，都是詩人有意為之的實驗。文德勒讓讀者看清了這一切對詩人的侵擾之后，又讓詩人引領著自己與讀者一起，讓《怠惰頌》中不安的靈魂步入了《賽吉頌》和《夜鶯頌》。在《賽吉頌》中，濟慈的“構成性修辭”似乎藏匿得更為隱蔽，呈現為一種感官的懸置與消融。正因為所有的感官都已被詩人抑制，文德勒才要帶領讀者一起朝內凝視，走入詩人為女神建立的想象神殿。當所有感官都歸于寂靜，神殿里的實驗正要開始，一種儀式化的想象創造魔法般自然生長起來，直到此刻，讀者才得以窺見“魔法”背后蘊藏著的詩人的審慎凝思，這種看似自由實則嚴謹的創造，為《夜鶯頌》埋下了伏筆。《夜鶯頌》中的“構成性修辭”，也可以提煉出一個關鍵詞，即“懸置”，詩人將感覺懸置于聽覺，將理性懸置于非理性，將個體意識懸置于空茫，在這一場“懸置”的詩學實驗中，詩歌藝術的本質被再次追問，如果說藝術是一種非具象、超越時間限制的永恒之美，那詩人究竟應該如何以渺小短暫之軀承載起對永恒之真的叩問？而這，正是《希臘古甕頌》的起點。

在《希臘古甕頌》中，文德勒發現它的“構成性修辭”也許正是“質問”，詩人不再是傾聽者與想象者，而是化身為闖入者，去不斷叩問藝術或者說詩人到底應該如何進行建構性的、有意識的創造，用具象激發觀者共鳴，從感性沉溺轉向對嚴肅真實的質詢。于是，在《憂郁頌》中，文德勒揭示出濟慈再次進行了一次感官回歸與語言雜糅的大膽實驗，這一實驗以“寓言性求索”的修辭手法貫穿其中，恰恰是這種語言的不穩定性與森羅萬象，才將詩人拉回到混亂的真實世界，直面矛盾與蕪雜，詩人借由《海披里安的覆亡》再次與心靈對話，終于，一切混亂在《秋頌》中達到某種成熟與圓滿。《秋頌》的“構成性修辭”正是一個巨大的感官綜合體，其中既有季節豐饒，又有萬物自在，所有感官在這里交響齊鳴，成熟與消亡，豐盈與流逝在這里并行不悖，之前頌歌里所有漫長的詩學實驗及其千錘百煉的特有修辭，在此處終于化為悲憫與寧靜的宇宙禮贊，詩人和他的靈魂也找到了清澈明朗的廣袤舞臺，安頓下了其詩歌宇宙中豐富的生命形態。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首頌歌中“構成性修辭”的選擇都絕非隨意，而是互相映照，彼此勾連，如文德勒所言，每一首詩都是對下一首詩預先的“發現與品嘗”，其中當然也有沖突和迷茫，但這種茫然恰巧是詩人在創作上堅定品格的側面映證——他對無序的世界或命運并非屈服，亦非反抗，而是企圖在一個更永恒的宇宙中，給予萬物安家之所，給予命運以清晰軌道，給予神明以新的神殿，這是一種更大的野心，也是作為詩人最深的純粹——那就是對世間之物（包括自身）有最深的鏈接與體恤，這是詩人留給世界最珍貴的生命體悟。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