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期間，武當道士下山救治傷員，醫(yī)術奇特，抓活鯉魚，燒槐樹枝

1941年1月的一天清晨，漢江河面浮著薄霧，幾名擔架兵踉蹌著把一名高燒不退的機槍班長抬進均縣城隍廟。這里原本香火繚繞，如今卻支起紗布簾子、酒精爐和粗糙手術臺，臨時改成第一五五后方醫(yī)院的外科病房。

城隍廟前的三通石碑早已彈痕累累，背后卻是一片難得的安寧——武當山的背影守在西北，層巒疊嶂替這座小城擋下了日軍的炮火。正因如此，自1938年起，師級、團級衛(wèi)生所、療養(yǎng)院陸續(xù)把招牌掛在均縣，道觀、廟宇、祠堂能騰的房間幾乎全被改造成病房。

醫(yī)療隊越來越多，可醫(yī)用酒精、磺胺片卻越來越少。前線一旦吃緊，運輸線就隨時被炸斷，手里再完備的流程也得停擺。醫(yī)生們只能把目光投向山上的那些道士——這些鬢角花白的人沒有學歷證書，卻能準確報出草藥的方位與性味。

羅教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請”進城隍廟的。1938年他剛過四十歲，河南人氏，年輕時負笈入武當，拜冷合斌為師。刀槍劍舞背后，他真正抓得住人心的是那一套從道書里抄來的外科手法。紅軍長征路過武當時，他已用草灰和艾炷替戰(zhàn)士止血，名聲不脛而走。

眼下這位機槍班長傷口毒化，膿水從肩頭淌到腋下一片烏紫。羅教培看過后，先取出自配的“寧魂散”讓傷員昏睡。炭火上燒紅的匕首迅速劃開腐肉，他用竹筷挑出彈片，又把一條活鯉魚拍暈，用木杵搗成泥，混進五味子末與冰片。那團溫熱的魚泥剛敷上去，旁邊醫(yī)生忍不住嘀咕：“這也能行？”羅教培輕聲回了一句：“三日見效，不信走著瞧。”

當天夜里，班長體溫就從四十度滑到三十七度。第三次換藥時，肉芽粉紅，幾名衛(wèi)生兵把這一幕稱作“鯉魚活血”。后來有人在筆記里補了一句：缺青霉素的歲月，只能拿魚腥味兒救命。

羅教培的辦法被記下，卻并非孤例。1939年5月，七十二軍野戰(zhàn)醫(yī)院收進一批奔襲途中受挫的騎兵，多是軟組織鈍傷。紫陽庵道長水合一下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讓伙夫去后院砍槐樹枝。枝條燒成灰，過篩成粉，看似尋常的廢料配上香油、大蔥白，再以米醋開路，涂抹淤青處。頭兩天青紫發(fā)黑，第四天顏色便消褪，士兵活動自如。有人問原理，道長只說：“火旺則灰寒，寒能制血熱。”聽起來玄而又玄，可確實好用。

水合一生于1901年，早年在隨州當過短命區(qū)團總，厭倦官場后流落武當。徐本善收他為弟子，看重的是他識文斷字又懂幾味草藥。1930年紅軍進山，水合一替紅軍化裝傷員，假扮道士出廟——這門喬裝術后來也救過不少國軍士兵。

另一個常被提起的名字叫周詠南。她出生1920年，本姓周，與武當道士周舉并無血緣，卻在十歲那年被收為“記名女弟子”。三味秘方——玉荷仙液、生化靈膠、武當萬應丸——就這樣傳到了她手里。1942年冬，周詠南在前線腿部中彈，撤到均縣療養(yǎng)。養(yǎng)傷期間，她把秘方交給129兵站醫(yī)院化驗室，醫(yī)生們用酒精、蜂蠟與當地產黃芪重新測比，煉出改良版止血膏，存量雖少，卻曾在沙市會戰(zhàn)搶救過上百條性命。

抗戰(zhàn)尾聲的1945年夏，武當道觀內外累計接收的傷員多達五千余人，野戰(zhàn)醫(yī)院的統(tǒng)計表上，“道醫(yī)治療”一欄占到三分之一。有人說這些方子帶著神秘色彩，其實不過因地制宜。沒有普魯士藍的抗毒血清，就用馬兜鈴煎汁；沒有外科麻醉，就用酒精混罌粟殼；沒有繃帶，就撕開香案上的舊供帛。

值得一提的是，道士們不僅治傷，還教會醫(yī)護兵識別山中草藥。每當晨鐘暮鼓響起，新兵跟著背誦：“石蒜止痛，透骨草祛風。”這些句子后來寫進野戰(zhàn)衛(wèi)生員培訓手冊，成為標準化教材雛形。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座山的草木和這群隱姓埋名的人，后方醫(yī)院的生存率或許要再跌一成。

戰(zhàn)爭結束后，相當一部分道士留在原地，繼續(xù)與軍醫(yī)合作編書、校對藥方。周詠南因舊傷行走不便，被安排到湖北省衛(wèi)生實驗所整理中草藥標本。1966年春，她把三味秘方謄寫完畢，交給長子黃天。老人只說了八個字：“藥在人在，不可私藏。”

黃天不通醫(yī)理，次年便把手稿送回武當山研究室。手稿依舊是毛筆字，紙張泛黃，卻成了后來《武當本草輯要》修訂的重要依據。那部書印刷于1978年，目錄里仍能看到活鯉魚膏與槐灰油的配伍比例，只是旁邊多了現代藥理的解釋。

回頭細數，那些把廟門改成病房的歲月里，有血腥，也有草木清香；有炸彈巨響，也有暮鼓晨鐘。道士們信奉的是“濟世”二字，兵們看重的是能否活命。雙方在最艱難的年代握手，留下了今日讀來仍覺驚奇的醫(yī)療故事。

人們常記住武當的太極劍，卻容易忽視另一個畫面：道袍掀起，灰燼滾落，落灰里混著槐枝味和酒精味，那是另一種不動聲色的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