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被關9年后復出，喬希章問他究竟犯了何罪，譚政直言：不知道

1975年2月的一天清晨，西山療養院的暖氣仍舊不足，69歲的譚政披著舊軍大衣，扶墻慢慢往花房走。腳步虛浮，左腿微跛，陪護輕聲提醒他路滑。他只是點頭，沒有多話。就在一個月前，他結束了長達九年的隔離審查，重新見到外面的天空。那段非人的日子，他很少提及，偶爾略一搖頭，便算作回答。

喬希章趕來向首長報到時，正看見譚政佇立玻璃窗前發呆。喬希章低聲問候：“首長，身體還好？”譚政略一點頭，聲音斷續：“還行。”從此，昔日的秘書再次成了照料者，他發現，這位曾經筆鋒犀利、思路清晰的政工大將，說一句完整的話都要停頓好幾次。

短暫的寒暄過后，喬希章按慣例整理文件，卻發現檔案中沒有一句對譚政“定性”的正式結論。忍了幾天，他還是問出口：“您到底被指了什么罪名？”譚政抬眼，苦笑：“不知道。”二字平淡，卻如重錘，敲在空蕩走廊里久久不散。

時間往回撥二十一年。1954年的初夏，中央軍委機關大院里蟬聲正烈。那時的譚政，仍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正忙著推動全軍文化教育普及。他常對青年干部說，經濟拮據也要辦夜校，“識字才能讀文件，讀文件才能明方向”。用今天的話講，這是在給部隊裝“思想發動機”。一年后，他被授予大將軍銜，政工系統群情振奮——這是對政治工作的最高肯定。

然而風向很快轉變。1959年廬山會議后，譚政在若干場合同國防部長的“左”傾意見針鋒相對。會上，他堅持“軍事離不開政治統帥”，會后也不肯做“順水文章”。意見分歧被無限放大，標簽隨之而來：反對毛澤東思想、宗派。1962年，他的職務降為副主任，他仍出差調研，整理出十余萬字材料，羅榮桓看后連稱“條理真清”。可這些手稿只換來一句評價：“尚未深刻檢討。”

1965年冬，他被要求離京赴閩任職，“年底之前必須動身”。福建的山海風景寬闊，卻關不住流言。不到一年，專案組將他帶走。身體羸弱的他囚于潮濕倉庫，冬夜冷得骨頭發疼卻不許加被；舊疾復發，無藥可吃。為了活下去，他白天原地踏步御寒，夜里靠背《古文觀止》排遣恐懼。多年后，他回憶那段歲月，只說“黑得厲害”。

1973年4月28日，譚政鼓足勇氣給毛澤東寫信，自陳病況，申請寬大處理。批示很快下達，但又被拖壓。再熬近兩年，毛澤東偶然問及“譚政在哪里”，這才迎來松動。重獲自由那天，長子譚澤代幾乎認不出父親：雙頰深陷，白發稀疏，步履維艱，耳朵也幾乎失聰。家人守了整夜，才聽出父親斷斷續續的叮嚀：“莫為我哭，前頭路還長。”

身體稍穩，譚政就惦記起手里未竟的政工資料。他認為，十年鴻溝終將填平，軍隊思想政治制度不能再耽誤。喬希章見他夜坐燈下翻看舊筆記，勸他寫信求助，“或和葉帥談談？”思忖片刻，譚政動筆提要，字跡因手抖有些飄，卻字字見力。幾日后，這封信經葉劍英轉呈鄧小平，隨后被批示：“請軍委辦公廳研究安排。”8月，中央宣布任命譚政為軍委顧問，再次回到熟悉的綠色方陣。

回顧前塵，人們總想在風浪里找出邏輯。譚政的經歷告訴世人，有時候風暴并不遵循常理。1914年，他在長沙七星橋小學遇見22歲的青年教師毛澤東，聽講《講堂錄》，那時的“革命”二字尚飄渺；1927年10月，他在湘鄉加入中國共產黨，攜手井岡山；1928年做紅四軍前委書記處秘書，為《古田會議決議》奔波晝夜；1937年主持總政工作，操刀起草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文件；1944年西北局高干會議，《譚政報告》被譽為“古田會議后新的里程碑”。這些事實，無一能被抹去。正因如此，九年的苦難尤顯荒誕。

1976年，譚政正式摘掉全部羅織罪名；1980年，中共中央文件為其徹底平反。彼時，他已成為稀世老兵。晚年，他最常做的是批改年輕軍官寄來的政工稿，耳旁助聽器嗡嗡作響，他仍耐心用放大鏡把錯字圈出來，再工整寫上批注。有人問他為何還如此上心，他笑答：“筆能掃千軍，錯一筆就影響一群人。”

1988年11月6日，譚政在北京阜外醫院病房安靜離世，享年82歲。病房書桌上放著一副助聽器和厚厚的練字稿紙，紙面上仍是遒勁的小楷——“政治工作是我們的生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