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一不開心就辭職？

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一不開心就辭職？那是因為當下的生存邏輯已經徹底變了。年輕人辭職的底氣，不是因為擁有的多，恰恰是因為失去的少。這不是個性使然，而是一筆極其理性的經濟賬。

以前的人為什么那么能忍？因為在那個年代，忍耐的投資回報率極高。在單位受點氣、加個班，咬咬牙干個十年八年，房子有了、車子有了，甚至能實現階層跨越。那個時候老板畫的大餅是真的能充饑，掛在驢前面的胡蘿卜是真的能吃到嘴里。

但現在，這筆賬徹底算不過來了。現在的年輕人個個清醒，拿著計算器一算就明白：無論怎么忍、怎么卷，預期的收益都覆蓋不了當下的痛苦。看著依舊高高在上的房價，再看看手里那點工資，他們心里門兒清——靠打工發財買房，在如今這個存量博弈的時代，概率微乎其微。既然忍辱負重十年也換不來一個確定的未來，那為什么還要透支現在的快樂？當未來的預期收益歸零時，當下的情緒價值就成了唯一的硬通貨。

經濟學里講邊際效應，這一點在兩代人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對于60后、70后來說，當年多掙一兩千塊錢，能給家里添個大件，能顯著提高生活水平，這筆錢的效用極高。但對于現在的年輕人，多掙一兩千塊錢，該買不起的還是買不起。既然錢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那年輕人對“受氣”的容忍度自然直線下降。老板手里那根以前百試百靈的鞭子，現在根本抽不下去。

以前老板能拿捏員工，是因為手里握著員工的軟肋——房貸、車貸、孩子的奶粉錢、學費，這些都是壓在員工身上的大山。為了還債養家，別說被罵兩句，就算是更過分的要求，很多人也得掂量掂量。但現在的年輕人，不少都是“三不青年”：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娃。沒有了高額負債的壓力，沒有了養家糊口的重擔，老板手里的籌碼自然就失效了。

更何況，現在的工業文明已經把生存的下限托得很穩。只要不懶，送個外賣、開個網約車、去便利店打份工，再靠刷刷手機打發娛樂時間，怎么都餓不死。既然生存下限有保障，而富貴的上限又被鎖死，那中間這段人生，“爽”就成了唯一的追求。所以，年輕人的辭職看似沖動，實則是看透了職場游戲的本質，是一種清醒的絕望，也是一種無奈的突破。

再看看這代年輕人的家庭基本盤，這也是他們敢于掀桌子的底氣來源。獨生子女這一代，正好趕上了中國經濟騰飛、財富積累的四十年。很多城市家庭的父母，哪怕不是大富大貴，手里至少有一套房，有一份穩定的退休金。他們不指望孩子立馬賺錢養家，甚至還有余力幫襯一把。

這就催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現象——全職兒女。在外面受了氣、遭了罪，大不了就回家。家里那張床，哪怕再擠，也是最后的避風港；父母做的那口飯，哪怕再嘮叨，也比老板畫的大餅香。這種代際財富的積累，客觀上為年輕人提供了一張安全網。既然餓不死，那為什么要為了五斗米折腰？

現在的職場環境，也親手摧毀了年輕人對工作的神圣感。以前講究集體主義、講究奉獻，是因為集體真的會管員工一輩子。但現在打開新聞熱搜，滿屏都是35歲被優化、大廠裁員毫不留情的消息。年輕人不傻，他們看得清清楚楚：企業一邊喊著“把公司當家”，一邊在寒冬來臨時毫不猶豫地把“家人”扔出去。這種信任契約一旦撕毀，就再也縫補不起來了。

既然企業把員工當耗材，員工自然就把企業當跳板。大家本質上都是來做生意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錢給到位了，受點氣也就認了，權當是精神損失費；可錢沒給到位，還想讓人受氣，這就完全不符合商業邏輯了。

所以，別怪年輕人沒有定力，他們只是在用腳投票，拒絕一種不對等的職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