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冬,奉天城外飄起細雪,一隊騎兵從滿是彈痕的城門掠過,為首的馬背上,川島芳子一身男裝,軍裝紐扣在寒風里撞擊作響。這一幕注定載入史冊,卻很少有人追問:她為何甘愿替侵略者賣命?故事得從她的父親——清末肅親王善耆——三十年前的一連串選擇說起。
1899年,五十歲的善耆正在北京西山避暑,戊戌變法的余波尚未散盡。此時的他已是禁衛(wèi)軍統領,手握重兵,卻對帝國日趨衰敗無能為力。義和團運動爆發(fā),列強兵艦沿海岸排成冷冰冰的鋼鐵長龍,讓這位滿洲貴族第一次產生“借外力自救”的危險念頭。善耆暗自盤算:既然大清靠自己撐不下去,不如拉一條“外援”,哪怕付出些代價,只要滿洲旗幟還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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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日俄戰(zhàn)爭硝煙剛散,日本特務川島浪速來到北京。兩人初見于什剎海畔的王府茶樓。川島低聲說:“滿洲需要朋友,日本愿意幫忙。”善耆端起瓷杯,只回了四個字:“互利即可。”從此,一條陰暗的合作通道悄然開啟。川島提供金錢與武器,善耆則將東北情報源源不斷送往東京。兩年后,他甚至把部分產業(yè)股權贈予川島浪速,以示“忠誠”。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紫禁城外響起持續(xù)數小時的禮炮。對于普通百姓,這是結束,也是開端;對于善耆,卻是滅頂之災。他連夜召集家人,在昏黃油燈下說出一句擲地有聲的話:“大清不死于此,遲早要起!”家族成員有人面面相覷,有人暗自搖頭,但誰也不敢公然反對這位掌舵者。
同年春天,善耆赴熱河、內蒙古奔走,舉債購買軍火。他想效仿曾國藩練湘軍那般自籌“復辟之師”。然而北方局勢瞬息萬變,袁世凱登頂,北京政府坐視不理,日本也不打算立即掀桌。善耆第一次“東山再起”草草收場,欠下百萬外債。
1916年,袁世凱病逝,北洋軍閥混戰(zhàn)。善耆認定“天賜良機”,再度聯絡川島浪速。對方卻在信里委婉拒絕:“東京政局顧慮過多,暫不宜行動。”兩行字讓善耆如墜冰窖。他已年過花甲,舊傷頻繁發(fā)作,復辟夢想卻仍在心頭翻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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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他想到了一個極端辦法。1917年起,善耆把家中男丁、女眷共38人分批送往日本、蒙古、歐洲等地,理由只有一句:“他日若成大業(yè),四海皆可為根。”此舉不僅要讓后代接受“先進教育”,更重要的是與中國本土切斷情感紐帶,日后若真刀真槍對陣,也能少些心理負擔。彼時有人質疑,善耆回以冷笑:“滿洲兒郎何必死守一隅?”
最離奇的決定隨即發(fā)生。1919年秋,善耆將年僅6歲的第十四女顯玗托付給川島浪速當養(yǎng)女。孩子臨行前,王府的廊下落葉嘩啦作響,小姑娘抓著父親袖口輕聲嘟囔:“我會回來嗎?”善耆沒有回答,只撫了撫她的頭。自此,“愛新覺羅·顯玗”這一名字被塵封,她成為“川島芳子”。
1925年,病榻上的善耆口齒已含混,卻仍強撐著給遠在海外的兒女寫信。信里反復出現一句話:“不得為中國效力。”護士回憶,他臨終前雙眼血絲密布,像是盯著一面看不見的黃龍旗。1926年3月,肅親王善耆在天津租界客死,他的棺槨幾經輾轉才葬于北塘,葬禮冷清,旗人貴胄多已遠走。
善耆走了,但38個后代卻在不同土地上發(fā)芽。有人在巴黎學油畫,有人在東京研讀軍學,也有人在外蒙古放牧。最受矚目的自然是川島芳子。她在日本接受嚴格的武士道訓練,拳腳刀槍樣樣精通,還學會流利的漢語、英語。外形柔弱,內里剛烈,她常對同學夸口:“男人能做的,我全行。”
1927年,她以“金碧輝”名義回到北平,繼承善耆留下的資金和秘密關系網。她先去綏遠拜訪舊部,又奔奉天面見關東軍高層,主動提出組建“安國軍”。關東軍中佐石原莞爾評價道:“這女人有用。”安國軍名義上維護“地方秩序”,實際上替日軍刺探、搜捕抗日志士。
1931年9月18日深夜,柳條湖一聲巨響,日軍借口發(fā)動全面進攻。川島芳子換上日式軍服,騎馬進入沈陽城。她高聲喊道:“安國軍已接管街市,凡抗命者格殺!”目擊者事后回憶,那一刻街燈搖曳,她的影子像釘在冰冷街磚上的鬼魅。短短數周,安國軍協同關東軍在奉天、錦州區(qū)域抓捕上千名中國軍警與平民,大批文獻與裝備落入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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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幾年,川島芳子活動范圍擴展至天津、北平、上海。她參與策劃偽滿洲國“建國典禮”,甚至在哈爾濱賓館當面勸溥儀:“恢復大清的機會到了。”溥儀躊躇,她則微笑補刀:“錯過今天,也許就再沒高座可坐。”這種精準拿捏人性的本領,正是川島浪速和善耆同時灌輸的結果——理想可以用一切手段達成。
然而“復辟”幻影終究難敵歷史洪流。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川島芳子從天津返回北平,化名經倫子,仍妄圖潛逃。北平城門前,軍統特工喝令:“舉起手來!”她停下腳步,輕聲答道:“時代拋棄了我。”一句話被秋風吹散。翌年3月25日,北平刑場槍聲響起,年僅42歲的川島芳子倒在塵土中。善耆往昔“絕不為中國效力”的詛咒,就此與女兒的性命一同埋葬。
善耆留下的38名后代,有的沉默終老海外,有的因戰(zhàn)爭死于異鄉(xiāng)。家族譜系被歷史洪流沖散,唯獨那句遺言像銹釘釘在卷宗里——一位末代親王的執(zhí)迷與短視,讓自己和親人全部游離于民族大義之外,最終既沒保住舊王朝的殘燭,也沒換來新的榮耀,只留下一個臭名昭著的名字,提醒世人:站錯陣營,再多謀劃亦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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