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胡逸民回到祖國，專赴方志敏烈士墓拜謁：你的重托我已完成

1957年仲夏的南昌下沙窩悶熱得沒有一絲風。施工號子剛剛響起，工人們的鐵鍬卻被一截銹蝕的鐐銬攔住，接著露出的碎骨讓所有人停下動作。江西省文管會當即請來法醫，經過三天比對，這副遺骨被確認為方志敏烈士遺骸。消息傳開，很多老同志長出一口氣——懸了二十二年的心終于落地。然而，真正在香港讀到電報的胡逸民，卻陷入久久的沉默。

時間往前推回1935年春。那年他四十五歲，被蔣介石以“通共”罪名押進南昌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獄中潮濕陰暗，卻給了他遇見方志敏的機會。當時雙方身份懸殊：一位國民黨元老級人物，一位執意不肯屈服的共產黨員。兩個人先對坐無言，后來因為一本舊《論語》聊起文字，距離瞬間被拉近。

胡逸民早年學法律，動筆寫判決書時講究字句嚴謹；方志敏寫《可愛的中國》卻充滿滾燙情感。風格迥異，卻彼此欣賞。幾天后，方志敏低聲說出困擾：“稿子寫得再好，也出不去。”胡逸民沉思片刻，只回一句：“我可以試。”僅此七字，改寫了兩個靈魂的軌跡。

為避免看守起疑，胡逸民把稿紙卷成細條藏進藥瓶，又囑托探監的夫人夾在家書里帶出。程式簡單，卻屢試不爽。從五月到七月，《可愛的中國》《清貧》《死——共產主義殉道者的記述》《獄中紀實》等手稿先后離開囚室。每送出一篇，方志敏臉上就多一分篤定。短短半年，胡逸民把自己昔日信奉的“寧可錯殺三千”拋在身后。

八月六日凌晨，槍聲在下沙窩響起。監獄里流傳的唯一只言片語，是方志敏被押赴刑場時仍在哼《國際歌》。同日夜里，胡逸民凝視空蕩囚室，自嘲一笑：昔日“北伐軍劊子手”，終究沒能救下這位朋友。他把最后一包稿件藏進行李，默念一句：“老方，字字在，盼你安心。”

1936年底，胡逸民輾轉上海。魯迅病逝消息讓他措手不及，只好敲開章乃器家門，將稿件托付給章夫人胡子嬰。幾天后，宋慶齡收到包裹，親筆回條確認：文章已經安全。彼時國統區白色恐怖仍在加劇，這條秘密通道得以保全，靠的正是胡逸民在國民黨內的昔日舊識與人情。

抗戰全面爆發，胡逸民被蔣介石再度收押。更荒誕的是，這次地點正是他親手修建的南京中央監獄。冰冷磚墻映出遲暮面孔，他常自語：“若當年斬完諸犯，誰又來助老方傳稿？”矛盾糾結，從未停歇。眼看國民政府搖搖欲墜，他卻只能在黑暗里反復回憶懷玉山雪夜、獄中燭火。

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渡江攻克南京。第二野戰軍軍長孔從洲找到了胡逸民，把他接出老虎橋監獄。隨后，周恩來與他面談三小時，沒有一句追問舊賬，只關心：身體可否撐得住？稿件可否再校對？那天夜里，他在南京雨花臺下第一次沉睡無夢。

然而，留在大陸還是赴港，胡逸民猶豫許久。出于對子女安全的擔憂，1950年他終究去了香港，隱姓埋名翻譯法律文獻。每逢《可愛的中國》再版，他都會悄悄在扉頁寫下：志敏之托，尚未完滿。旁人不解，他也從不解釋。直到二十多年后，南昌下沙窩考古結論擺在報紙頭條，他再無法壓抑胸口的重量。

1981年10月8日清晨，廣九直通車駛過羅湖橋。九十一歲的胡逸民靠在座椅，雙手用力捏住一個牛皮紙信封。那是他反復謄寫的悔過回憶錄，一共兩萬七千字。他并未立刻回浙江老家，而是拄著手杖，先向梅嶺而去。登頂157級臺階足足花了半小時。秋風里，老人聲音顫抖：“志敏啊，你的重托我已完成，所有稿子都在祖國大地生根了。”

墓前只有一束菊花。陪同的當地干部建議他歇一會兒再下山，他擺擺手。接著，他用鉛筆在隨身筆記本寫下一行字：守信不易，晚來尚可。七個字，寫得歪斜，卻被護陵人保存至今。

永康山村的老屋燈火在1986年4月29日熄滅，胡逸民走完九十六載。地方志只用一句“早年國民黨元老，晚年歸順”帶過，仿佛平淡。但翻開方志敏文集序言，仍能看到注釋：獄中手稿得胡逸民等人秘密輾轉，終保全。歷史不會夸贊個人，卻永遠銘記每一次殊死托付。

細細追溯，胡逸民的生命可被截成三段：青年追隨孫中山，手握軍法大權；中年幾度下獄，與方志敏結為囚友；晚年手杖登梅嶺，一句“重托已完成”了結恩義。有人感慨，若無那幾包稿紙，他依舊只是文官體系里一名“鐵面”司法人；也有人感慨，若無他，今天的《可愛的中國》或許只剩只言片語。歷史選擇了一次偶然，讓雙方在最黑暗的角落互信，又讓這份互信熬過半個世紀。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參與轉遞手稿的看守上士高家駿、職員程全昭亦在1950年后被人民政府安置。檔案里有一行批注：在押期間曾秘密護送方志敏文稿，表現良好，予以從寬處理。一筆輕描淡寫，卻是他們冒死奔走的回報。胡逸民得知后，給高家駿寄去一封信，內附十元錢和一句話：“大家都沒負他。”

試想一下，如果獄中沒有那場不期而遇，中國革命文學的篇章會缺失怎樣的段落？方志敏在文字里呼喚的“山河光明”也許仍會到來，但讀到這呼喚的人會少很多。正因為幾位身份各異的人共同冒險，才讓后人得以觸摸那一腔赤誠。情節頗具戲劇性，卻真實發生，無需額外渲染。

梅嶺松濤依舊，墓前石階上踩出的斑駁印痕默默提示：一個九旬老人曾用顫抖雙腿丈量忠信。沒有隆重儀式，沒有媒體鏡頭，只有“志敏啊，我沒忘”的輕聲喃喃。對于旁觀者，它只是歷史長河里微不足道的注腳；對胡逸民本人，卻是拖了四十六年的償還。至此，他用行動給自己那段搖擺的過去畫上了句點。

有人不禁要問：胡逸民究竟算哪一類人？答案或許只能留給讀者。法律人、北伐軍法官、劊子手、通共嫌犯、秘密運輸者、悔罪老人……這些標簽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個體。正因為復雜，他在最需要抉擇的時候選擇了良知。而方志敏的信任，則讓這個選擇有了方向。兩人并肩的短暫時光，被歷史悄悄珍藏。

如今再看1957年那場發掘、1981年的墓前低語，它們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相互映照的兩端。一端是槍口下的吶喊，一端是白發蒼蒼的兌現。烈士墓背后的故事告訴世人：信義可以跨越立場，也能穿透歲月。石階猶在，風聲卻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