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先富帶動后富，促共富。我談談我的理解

我看到一句話——鼓勵先富帶動后富，促共富。我談談我的理解。

一個經濟體如果貧富差距已經很大、分配不公平，在這種情況下，“先富帶后富”本身可能是一個邏輯錯誤。如果分配機制公平，那誰先富誰后富都只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只要財富是合理取得的，就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可如果分配機制不公平，先富可能就來自于制度套利、資源壟斷，那批先富起來的人，就更不可能帶動后富了。財富只能越來越集中，這是人性。

這時候如果要求那些通過市場競爭的先富者去帶動后富，那就說明，不公平的結果只能靠道德來平衡、來彌補。所有成熟的現代社會，都應該是用制度去約束結果，而不是用道德去要求個人，尤其不能把分配制度需要完成的事，交給某個群體的道德擔當。

有人從經濟運轉的角度提出過看法，這里我想談一個概念——涓流經濟學。它的核心假設就是，只有讓上層先富起來，增長的成果就會向下滲透。但過去的實踐已經給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這個理論失敗了。不論是在美國、拉美，還是歐洲的一些國家，都證明了這一點——財富不會向下涓流，只會不斷向上集中。所以幾乎所有高收入國家，最后都選擇強化再分配，不再指望“先富帶后富”。

西方當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里，有一個理念叫做“涓流效應”。它聲稱，哪怕給富人減稅，好處最終也能通過“毛細管”傳達到所有人，包括窮人。可事實證明，涓流經濟學根本不成立，早已宣告破產。

因此，我們破除涓流經濟學的誤區，就應該發揮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加大政府的再分配力度。中國現在最大的制約不是生產，而是消費，這一點大家都有共識。而消費取決于什么？取決于收入和收入分配，消費是收入的函數。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階段，消費率通常要提高20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國現在的消費率只有39%，缺口相當大。這不是靠喊“先富帶動后富”就能解決的問題。

現在的關鍵，不在于“先富”，而在于制度性的分配該怎么調整。我覺得就三點：

第一，提高勞動收入在分配當中的比重，這也是現在提得最多的一點；

第二，強化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

第三，加大公共服務的供給，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投資于人”。

這和“先富帶后富”，本質上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邏輯。一句話總結：積極發揮政府再分配的職能，靠的是制度、稅收、公共財政，而不是對先富群體的道德期待。

話說回來，如果分配機制是公平的，根本就不需要強調“先富帶后富”；如果分配制度是失靈的，還是剛才那句話，“先富帶后富”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畢竟涓流經濟學已經失敗了。

如果后富群體本應該拿到的那一部分沒拿到，說明是“分好”的環節出了問題。那怎么才能分好？有效的路徑只能是用稅收和公共財政來解決，把錢花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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