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在北京病逝,這封信送到前教育總長章士釗手里的時候,寫信的人已經走了三天了。
按理說,那個年代的官場往來,大多是托孤求官或者借錢,但這封信簡直是個異類。
楊昌濟在彌留之際,拼著最后一口氣,給這位身居高位的老友推薦了兩個湖南來的“窮學生”。
他在信里撂下了一句狠話:“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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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哪是推薦信,這分明就是給中國未來下的“賭注”。
這兩個被楊昌濟看得比命還重的年輕人,一個叫毛澤東,一個叫蔡和森。
那時候的章士釗恐怕怎么也想不到,這幾十個字,在幾十年后竟然真的成了神預言。
你可能會問,楊昌濟一個教書的,憑什么眼光這么毒?
楊昌濟那是妥妥的頂級“海歸”,在日本、英國、德國足足考察了九年,哲學、倫理學門兒清。
正因為看透了西方的底牌,他才明白光靠幾本洋書是救不了中國的。
回到湖南第一師范后,他也沒閑著,天天在學生堆里“尋寶”。
結果呢,他還真就在那群年輕人里,挖到了這兩塊璞玉。
毛澤東這人,雖說是農家出身,但那股子對底層社會的透徹勁兒,是書房里長大的少爺們絕對沒有的;而蔡和森,那是天生的理論家,腦子快得像把刀。
在楊家那個不大的客廳里,這兩人是常客,討論的從來不是風花雪月,全是怎么把這個爛透了的世界給翻個底朝天。
楊昌濟不光是老師,更像是他們的精神教父,把這兩人托付給章士釗,就是想給這片土地留點火種。
事實證明,在這個草臺班子一樣的亂世里,眼光比黃金還貴。
如果說毛澤東是后來掌舵的人,那蔡和森就是那個最早看清航向的人。
早在1918年,蔡和森帶著一幫湖南伢子去法國勤工儉學時,國內的大師們還在爭論是學英美還是學日本,遠在法國的蔡和森就已經給毛澤東寫信,一針見血地吼了出來:我們要學,就得學“俄之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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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絕的是,“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最早就是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里提出來的。
那時候他才多大?
二十出頭。
他不僅起了名字,連怎么建黨、什么性質都規劃得明明白白。
1922年,胡適那些大學者還在嘲笑“打倒帝國主義”是鄉下人說夢話,蔡和森就已經在《先驅》雜志上把這口號喊得震天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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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喝著咖啡搞嘲諷的公知,一邊是目光如炬的革命者,這段位差的不是一星半點。
但這劇本寫得太殘酷。
楊昌濟信里這兩個“海內人才”,最后只有一位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
蔡和森的結局,成了那段歷史里最痛的一道疤。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翻臉,屠刀舉起來就不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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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黨最危險的“八七會議”上,是蔡和森站出來死挺毛澤東,支持他進政治局,支持搞秋收起義。
這對師出同門的兄弟,在最黑的夜里,是背靠背在那兒拼命。
隨后的日子,簡直是用血在寫。
先是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被叛徒出賣犧牲。
得知噩耗,蔡和森只寫了一句話:“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緊接著到了1931年,厄運找上了他自己。
還是因為叛徒出賣,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馬上就被引渡給了廣東軍閥。
軍閥對他那是恨之入骨,根本沒打算讓他活著出來。
據說在獄中,敵人把四寸長的鐵釘釘進他的四肢,用刀子割他的肉,想讓他開口。
但他硬是一個字都沒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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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蔡和森在廣州英勇就義,年僅36歲。
正是男人干事業最好的年紀,楊昌濟眼中那個能“救國”的天才,就這樣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回過頭來再看1920年那封遺書,真是讓人心里堵得慌。
章士釗當時雖然在北洋當官,但確實聽進去了老友的臨終囑托。
后來毛澤東搞革命缺錢,章士釗二話不說,在上海籌了兩萬塊銀元巨款相助。
這筆錢,算是幫了共產黨的大忙。
這封信,不僅僅是師生情誼,更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真正的聰明人知道誰才是中國的脊梁,而那些為了信仰往前沖的年輕人,不管結局咋樣,都沒辜負那份沉甸甸的期待。
1931年8月,蔡和森被秘密殺害在廣州軍政監獄,沒人知道尸體被扔到了哪里,到現在連個墓都沒有。
參考資料:
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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